浅析留学经历对邓小平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邓小平同志早年赴欧洲留学,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磨炼了他的品质,更开拓了他的视野;他参加的一些革命活动为其回国以后参与国内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知识产权“十二五”发展规划实施的关键难题与机遇研究

知识产权＂十二五＂发展规划具有多重属性与复杂性、制定组织结构多元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其与环境匹配较难等特点,较薄弱的知识产权基础因素与国际发展动态影响下,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十二五＂发展规划实施挑战与机遇并存。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之争

在气候变化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厄瓜多尔等发展中国家在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的TRIPS理事会议中阐述了修订TRIPS协议的意见以求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坚决拒绝修正TRIPS协议,认为非知识产权因素是妨碍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不仅在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诉求,也在于TRIPS协议和无害环境技术自身因素。考虑到人权保护的需要和当前处于知识积累阶段的现状,应当以技术转让重于技术创新的方式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修订TRIPS协议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     

专利滥用的博弈分析

源于专利固有缺陷的专利滥用凭借其市场势力,不适当地扩展了专利垄断的范畴,威胁着市场竞争.文章通过对专利拒绝许可与专利联营两种典型的专利滥用形式的博弈分析,论证专利滥用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市场需求为线性时,专利权人在利益驱动下会拒绝许可;封闭式专利联营企业间的总利润小于企业不实施专利联营时的总利润;开放式专利联营下,专利需求企业的收益不低于专利权人单独许可时需求企业的收益.     

论我国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界定的立法修正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如果法律仅将职务发明创造归属为单位所有，而忽视了维护职务发明创造完成者的合法权益，就无法达到强势激发全社会智慧财富的创造力的目标。因此，在对其权属进行规制时，应当将发明创造完成者纳入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界定的要素，彻底改变职务发明创造的单一职务属性为合作属性，将其权属界定为单位与发明人的共有职务发明创造，以利于促进全社会智慧财富创造力的爆发性提升。     

谈国家知识产权人才战略实施的障碍及其克服——基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视角

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情况看,我国知识产权人才战略的实施目前还存在着思想障碍,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强公众意识和企业意识,并要尽量统一一些专业上的认识;也存在着制度障碍,需要制定或完善一些规范性文件,对一些基础问题作出规定,加强教育培训机构的准入管理,优化学科和专业的配置;还存在着能力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增加教育培训机构,强化师资队伍,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提高组织管理能力。     

专利楚奥的含义、影响及应对

"专利楚奥"是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专利权人,也可以指此类专利权人行使其专利权的现象。专利楚奥往往有"放任侵权"或"欺诈、要挟"之嫌,在导致一些企业受到巨额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加剧了专利制度的"工具化"倾向,影响了专利诉讼制度等的健康运行。不过,专利楚奥也探索出了一种专利运营模式;因此,对其不能一味地予以反对或是支持。应对专利楚奥,可从专利性判断标准、专利权人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面来完善具体的专利法律制度。     

基于工匠精神的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专注、敬业与创新”是工匠精神的灵魂所在,同时也是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向,而创新精神更是工匠精神的核心要义。从工匠精神本质内涵出发,针对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明确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与实施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跨境数据流动国内规则体系的困境与完善

跨境数据流动对国际贸易活动具有积极意义,却因牵涉国家安全利益而面临规制的需要。梳理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的发展历程,发现数据流动自由与国家安全保护之间的竞争始终存在,两者之间冲突的平衡与一国有关数据保护的国内规则密切相关,如何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同时不减损国家安全利益,成为国内规则体系构建与完善的重要关切。具体到我国,RCEP的签署和CPTPP的申请进程,对我国数据保护规则提出了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相适应的要求;现行具体规则规制的不足与网络空间主权理论引发的冲突,使数据保护陷入规制不足与规制过度的双重困境。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体系应被进一步完善,例如以专业机构认证代替行政控制、类别化处理跨境数据,以及在互信互认基础上构建国家统一担保体系。     

上市军工企业信息披露之利益平衡

在上市军工企业的信息披露过程中需要解决国家安全和投资者利益的冲突问题.两种利益的平衡要在动态中实现,要体现在实体规范和程序规则两个方面,在必要时要有所侧重.具体而言,在确定信息披露的范围、把握信息披露的质量标准、进行信息披露执法、企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都应设法谋求国家安全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