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与产业规模再测算

由于产业间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健康产业的边界不断拓展,原有的健康产业统计分类已不能满足大健康产业的统计需要,官方统计也未测算出健康产业增加值,无法全面、及时反映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状况。因此,文章首先在健康产业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界定并拓展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在《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的基础上,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引入“大健康总产品”概念,聚焦“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两个着力点,从全产业链产品供给及全口径人群健康需求两个视角探讨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标准,补充和完善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最后,依据现有的投入产出表、经济普查及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各行业的大健康分离系数,据此推算我国大健康产业及健康服务业增加值。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大健康产业增加值为10.27万亿元,其中健康服务业增加值为7.04万亿元,预测2020年、2030年健康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8.46万亿元、21.27万亿元,基本符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服务业发展规模的预期。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目标之一。文章通过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02—2021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其影响因素,探究其影响机理,定量测度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2002—2021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2021年我国各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数整体呈自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且存在较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但该空间集聚态势随时间推移在不断演变,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财政支农力度则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行业风险敞口与行业网络结构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别构建行业无向和有向网络,采用CoVaR模型计算我国行业风险,并借助分位数回归探索行业风险与网络结构的相互关系;使用网络模块分析探究不同极端事件下行业网络的集聚情况,以及风险在各模块间的传染路径,同时考察网络结构对行业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两种行业网络结构均表明,金融行业有成为网络中心的趋势,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的有向网络更能解释行业风险;金融市场冲击会对行业网络结构产生影响,不同极端事件下行业风险在网络中的传播方式不同;同时,网络结构对行业风险存在显著影响,网络聚类系数和全局效率的降低以及介数中心性的提升,均能降低行业风险。研究结论对金融风险防范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真实链位论与经济统计——前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格局的一个分析框架

国势判断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认知基础。本文提出真实链位论作为深入考察国际竞争格局的一个分析框架,意在从定位角度集中揭示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交往的内在关系,强调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现象本质。本文基于经济统计视角分析全球化链条中的真实链位,进而论述真实链位论的基本内容以及真实链位论与国势学认知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认清中国在全球化链条中的真实链位及其对产业关联弹性、刚性、态势的影响意义重大;第二,成本效益分析应特别关注正面事物的隐性成本和长期成本;第三,要注意国家作为基本利益单位和测度单位的属性;第四,注重事实与见解的辨析,尤其警惕以事实名义出现的见解;第五,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构国势学确有必要;第六,全球供应链并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并不适于新兴国家用来判断国势。     

多维特别关注指数: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的识别与致贫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建立需求为切入点，以西南地区某省的微观数据为样本，构建多维特别关注指数，为边缘易致贫户和脱贫不稳定户的有效识别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然后通过多元分类评定（MLogit）模型分别研究两类监测对象的潜在致贫因素，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多维特别关注指数能够有效满足防止返贫致贫监测的多维性需求，同时重点突出收入维度的重要性；第二，收入剥夺、教育剥夺和健康剥夺是当前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与帮扶工作需重点关注的问题；第三，边缘易致贫户的政策帮扶应以发展产业、促进就业等能够长效提高收入水平的措施为主，脱贫不稳定户则需重点加强兜底保障类政策供给；第四，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所在地区可分别通过就业渠道、产业渠道与社会保障渠道影响易返贫致贫程度。本文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赋权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出U型特征,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呈现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是约束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作用,应注重产业内部的结构特点,抓好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