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政治参与、政治文明与政治现代化三者,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状态和政治生活方式,希冀表达的是一种状态和目标;而政治现代化则重点显现的是一个政治的发展过程,试图完成从传统政治方式向现代的整体转换;公民的政治参与,则是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的途径和方式。政治参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工具理性,更在于它最终言明了政治文明与政治现代化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论家风——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社会育人功能

家风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具有亲情化、生活化、礼俗化等"地方性特质"。在传统"家国同构"社会治理文化的影响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家风文化逐渐超越"家庭共同体"范围而不断发挥"社会共同体"的教育价值,实现从地方性育人功能向社会性育人功能的提升与转化。中国传统优秀家风文化中的忠孝、节俭、勉学、谦恭、仁爱、清廉、修身、立志等风尚,在新时代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社会育人功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重视家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时代意义,进一步思考家风的思想本质,发掘其社会育人功能,对于提升人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以强胜快:危机治理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防疫过程中,治理体系在初期应对不足,国家主导全面防疫后展现了制度优势。防控初期,造成地方应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复杂体系的反应短板、疫情防控的市场失灵、危急时刻的局部"超载"。中央主导防疫之后快速掌控局面,其间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主要有六大突出亮点:科层组织的战时重组、领导注意力的高度聚焦、基层社会的网络组织、集中统一的大国优势、城乡互补的战略纵深、官民合作的科技治理。最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整合资源的优势,经受住了严峻危机的考验,"以强胜快"是本次防疫中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重要经验。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也面临着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统筹医疗公共资源和探索基层组织网络模式等任务。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三个误判

海德格尔文本中对马克思的评论聚焦于人的问题,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规定、人的地位及人的归宿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实则是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三重误判。海德格尔以既定的人性规定将马克思划入人道主义的范畴,却忽视了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早期异化式的人道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认为马克思以人的优先地位遗忘了存在,未能察觉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下人的实践活动对于存在的持守;指出马克思所倡导的人自身的生产必将致使人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未能认识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的批判指明人的终极发展在于自由与解放。透过海德格尔语境中对马克思的误判,还原马克思人的学说的实质与最终指向,是立足于新的理论视角以推进马克思人的学说研究,从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     

利润率下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吗——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研究新进展

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点阐述的内容.国内外学者从诸多角度切入,对该规律进行研究,既有正面角度的深化分析,比如对规律内在影响因素的探究;也有从反面角度提出质疑,如通过经验分析得出利润率呈上升态势而非下降;还有一些学者对规律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规律仅适用于特定时期,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文章通过对诸多学者观点的探究,进一步明确,规律始终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