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毛泽东领导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延安整风运动,由此开创了我党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的先河。他开创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教育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法、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教育目的是对我党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历史性贡献,为党内马克思主义教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存在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深入开展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基于社会最不利者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战略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具有＂社会最不利者＂的视角。社会最不利者视角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元素现代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种改革战略方向：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管什么＂应该从社会最不利者的角度来定;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怎么管＂应当让社会最不利者清楚明白;最后,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管得怎样＂应以社会最不利者满意为基准。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下）——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上）——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领导干部党性意识教育的基本特征分析

提高领导干部党性意识教育的实效性与针对性,认识其基本特征十分关键。在积极开展党内工作中,党性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性意识更是深化改革、切实落实工作、建立良好党风党政的基础之一。党性意识的强化教育,有助于领导干部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以及自我完善,是提升党的先进性的根本。通过对领导干部党性意识的多维度构成解析,阐述领导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性和目前意识淡化情况,并提出针对性的基本对策,有助于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教育工作,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职能作用,起到带头作用。     

论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

人情原是中华文化圈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人情或人情传统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儒家伦理文化、封建人治模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情传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比如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培育温情脉脉式社会关系、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等,然而,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私利侵吞公义、人治取代法治、“外交”削弱内功等。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人情与制度、人情与规矩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情或人情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正向作用,又有效抑制它的消极和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对东西方文化的批判继承,使得马列主义深深地嵌植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之中。他所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对其思想体系、理论思维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独立自强和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所造就的伟大历史人物,并不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固守者,而是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者;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浓厚的"中国的"特征,但毛泽东思想并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产生。     

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及意义

民族问题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全局工作,必须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常抓不懈.而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理论和政策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话协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核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方位,放眼当代世界发展大势,是一种全球治理新理念,是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新方案。这一方案的内核与特质是“对话协商”,即遵循“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对话协商理念,建设“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对话协商伙伴关系,建立“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的对话协商沟通机制。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哲学范畴及其关键词

“美好生活”一词古而有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目标被提出且愈发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性概念，其内涵和意蕴也因而愈发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第一性原理、需要的社会历史性原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理出发，对“美好生活”进行哲学之维的考察，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美好生活”的基本、核心和延展范畴及其关键词，是在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追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