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的可沟通性——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例

当前,城市微博超话研究往往聚焦于趣缘社群,可沟通性价值却被忽略。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研究对象,抽取400个微博样本,探究城市微博超话蕴含的可沟通城市的潜能和如何运用微博超话机制体现城市传播的三重维度,结果显示：基于信息网络,城市微博超话提供了城市居民寻求社会支持和交往的平台,守城人和城市观察者穿梭在其中;基于地理网络,具身实践书写空间体验,区县印象勾勒立体城市;基于意义网络,城市符号凝聚为城市共同体,城市居民有着“我是本地人”的城市认同。作为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具有极强的城市属性,体现了可沟通城市“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内外贯通”的内涵。     

彝族历史上的商品交易习惯法探析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交易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商品交易“习惯法”,这些规则的产生经历了从偶然的以物易物 到集市、集会贸易的发展过程。彝区的商品交易可以分为援助式交换、访问式交换、传讯式交换三类,其适用的情形和对应的 规则各有特点。彝汉之间开展族际交易,则以“惹求”制、“投保”制最具特色。近代以来的鸦片贸易,是彝族奴隶社会规模最 大、最典型的商品贸易,它虽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规模,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彝区社会畸变。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考辨

关于“国际性”与“商事”内涵的界定，已呈现出由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演进的趋势。此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二者解释的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促成各国对二者内涵的趋同认识。相比较而言，“裁决”内涵的界定受国内法影响较多，但仍应以“解决了纠纷”作为“裁决”的基本构成要件。建构在以上三个基本概念基础之上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效力，则主要是指裁决对当事人、各相关仲裁庭和法院所产生的保护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中韩网络实名制之精神分野与网络管理理念更新

网络实名制身份验证制度的技术性、工具性以及伦理特性压缩了实名制的功能。中韩实名制规范意旨以及社会功能存有分野。韩国实名制旨在治理“恶意回帖”、“网络恶搞”等网络暴力行为，以净化信息网络环境，增进社会福利。我国网络实名制作为转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对网络形成一定的行政约束力，也反映了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等行政活动之监督以及回应。韩国过分倚重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伦理导向却在黑客技术面前不堪一击，引发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也加深了源起于科技负效应的社会、文化裂痕。我国应调整规制网络暴力之逻辑思路，即加强民事立法的赋权，从个人数据资料保护的角度进行制度建构，在一些需要更多技术营养的社会领域发挥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而对网络市民社会的“声音符号”以及“决策监督”，我们要有更多的远见，以宽容、保护、引导其发展。当法律遭遇新兴科技冲击，人们不仅要处理科技与法律之关系，更要关注科技、法律以及文化三者之间的对话与博弈。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培训资源统筹对策

城乡统筹的实质是资源的统筹.在重庆市“千万农民变市民”的社会大试验中,教育与培训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重庆市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存在较多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根源在于资源统筹乏力.应当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重庆市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资源统筹.文章对重庆市实施制度、机构、经费、师资、信息资源这“五大统筹”和统筹模式变革提出了对策建议.     

China Daily文化报道话语模式的认知分析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示

十八大以来，提升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闻媒体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窗口”和“中国故事”的“诉说者”，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的研究为外语学习提供了启示。基于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所提出的“文化—概念—语言”三维习得互动指出了语言习得、概念习得和文化习得的缠绕关系，旨在提升外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塑造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协动主义下的审理契约论

与诉讼契约有所不同,审理契约之主体范围突破了双方当事人的限制,涵盖了法院。于审理构造而言,审理契约最为重要的就是两造与法官所达成的关于审理计划和争点决定的合意。就诉讼契约的成立与撤回要件、形式、内容及效果等也因种类不同而各异。在协动主义的审理模式下,认可审理契约不仅有助于实现口头辩论的集中化,而且有助于提高审理的计划性,促进审理的高效运营。     

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违法认定

拥有知识产权的事实不应被假定为具有市场力量,但其拥有和行使却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将"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界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品生产者不正当的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从事扭曲了竞争秩序并减损消费者福利而应为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当行为。在对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法则等违法认定原则于知识产权反垄断实践中的不同适用情形进行比较和权衡的基础上,认为,应该适用和推广一元序列的判定模式,对具体之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进行分层次考察,使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法则相容于一个单一的分析过程之中。     

刑事审判程序拒绝预断的两条路径

各国刑事审判程序对预断的“拒绝”，可分为事前防止和事后排除两种途径。正因如此，认为“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没有预断排除规则”的观点值得商榷。显而易见的是，对事前防止与事后排除的不同侧重，正是两种审判模式对待预断的区别之处。预断的作用机制，在心理学上可用“首因效应”来解释，从预断的发生、防止和排除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十分必要，由此得以阐明两种审判模式拒绝预断的不同进路。并且从法制国家的程序设置来看，拒绝预断只是保障公正审判的诸多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