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化夷策略——以四川白马土司对白马藏族“化夷”之道为例

四川白马藏族偏居西南边陲之地,其发展受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面临饱腹需求与生命安全的双重挑战。自南宋理宗起,白马藏族开始实施土司管理制度,历任白马土司推行了一系列安民富民、兴学化夷的政策,促使白马藏族逐渐与中原文化相连接,四川白马藏人的认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论《江南》的诗意美和节奏美——兼谈新诗创作

汉乐府民歌《江南》具有诗意美和节奏美。这两者也应当是新诗的美感所在。新诗也要有诗意。或有诗情,或有画意,或诗情、画意都有。这情是真挚美好的情,这画是王维的"诗中有画"。如果能有节奏,那更好。这节奏是听不见的,它是诗情的节奏、画意的节奏,简称为诗意的节奏。它和格律诗一样,参差而和谐。不同的是,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人为的,一个是自然的。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理想主义叙事贯穿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长篇小说《夜火车》是讨论徐则臣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时绕不过去的作品。陈木年这一理想主义人物并没有彻底地完成自我。陈木年的三个人生镜像,揭示了徐则臣早期小说中理想主义叙事的局限性;徐则臣只有克服和超越《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模式,他所念兹在兹的理想主义才能产生落地感。     

宋代石刻诗对《全宋诗》校勘、辨重和辑佚的文献价值

宋代石刻文献中存录大量宋诗,从石刻文献角度对《全宋诗》作品加以观照和检核,对其相关作品可起到订讹补缺的效果;《全宋诗》所收录的作品重出现象比较突出,利用石刻文献保存的相关作品进行校对,则可对《全宋诗》中作品或作者分歧诸现象发挥排异和正误的参考作用;此外,利用宋代石刻文献还可为《全宋诗》辑补佚诗.宋代石刻诗的文献价值有待深入开发与挖掘,但石刻因自然或人为的损毁以及金石文献记录上的失当,也会导致相关信息的缺失而引起错讹和偏误,给辑佚和校勘工作带来相应的障碍乃至误导.故在利用其价值时不宜过度依赖和信从,或人为地放大其权威性和可靠性,而应保持客观、审慎的态度.     

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

陈寅恪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关陇集团理论是中古史地域集团学说的滥觞。关陇集团理论之后,形形色色的地域集团遍布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主要版图。地域集团学说是中古史学人研究政治史的重要利器,也是近现代学人极为重要的学术遗产。学人总结的中古地域集团,大致可分为州郡型集团和山川流域型集团。山川流域型集团似可作为中古政治史继续研究的重要选择。地域集团学说的合理使用及升级换代,必须以深刻理解关陇集团的内涵和外延、掌握其要素和使用方法为前提,剖析集团中的人物关系、角色认同和身份变化,辨析史料异同及影响因素,无疑是中古新政治史重建和再出发的起点。     

宋代“学田＂的几个来源

宋代“学田”的来源途径主要有：朝廷的赐予、各级官府的拨付与购置、民众乡绅的捐赠及书院创办者的自置。其中朝廷赐田、官府拨田及购田为官学学田的主要来源途径，而民众乡绅的捐赠及学校自置则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方式。学田的出现，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诗风潮的演变与泽井鹤汀的《吟香集》

日本江户后期至明治初期的汉诗坛上曾兴起过一股艳诗创作的风潮,其中泽井鹤汀的《吟香集》是颇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该集收录了其早年的艳诗,然而鹤汀后来诗风的转变又使得他对这些诗作及其自身形象表现出了否定的态度,使得《吟香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意义指向.然而,伴随着艳诗创作之风的进一步兴盛,鹤汀作为艳体诗人的形象已完全确立,甚至还被视为了明治前期诗坛领袖森眷涛的引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在江户明治诗风演变背景下的诗人形象及其地位乃是人们期待及阐释的结果.     

从冯友兰境界说看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冯友兰境界说所蕴含的理性生涯发展观凝炼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精神营养。在一体化时代青年价值取向激荡的背景下,不断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传承和复兴道德基因,能够更有效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引领青年学生以生涯发展来规范人生价值的思考、判断和选择,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责任。     

论张瑴势力的政治态度与宋、金的应对

张瑴势力是金初平州地区的一股割据势力。张瑴势力对北辽、奚国、天祚帝、宋、金所采取的政治态度,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其割据。但宋、金都有控制平州的志向。北宋希望以承认张瑴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平州的归附,从而恢复汉唐旧疆,但以失败告终。金则希望控制除燕京、西京以外的辽朝疆土。最终,金采取武力手段,消灭了张瑴势力。张瑴势力对时局的态度,以及宋、金对张瑴势力的应对,是辽末金初燕山地区错综复杂政治军事形势的一个集中反映。     

“人生论”与“实践论”:现代文学史上被误读的主线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误读现象,认为"人生论"与"实践论"构成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创作与审美文化建设的主线。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人生论"与"实践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革命时期产生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人生论"被边缘化为文人的见解和大学的讲义;"实践论"则内涵大变,从鼓吹新文化的宣教工具演变为投身革命斗争的武器,前后"实践论"也不属于同一范畴。"人生论"与"实践论"都不是贯串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主线,这是由中国社会现代性跌宕曲折的进程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