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GPA规则的建议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按照GPA规则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一方面可以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充实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可发挥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制度试验田"作用,为我国加入GPA后按GPA规则实施政府采购积累经验。对照GPA规则,上海自贸区管理机构实施政府采购,首先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现行有关法律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的适用、上海自贸区政府采购体制调整和制度建设、政府采购制度和采购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程序与管理、争议申述与解决制度建设及机构设置、对外开放的范围。     

天津滨海新区与上海浦东新区创新改革研究——“上发中心—财大论坛：改革创新与转型发展”综述

2012年2月25日下午,由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的＂上发中心—财大论坛：改革创新与转型发展＂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天津滨海新区与上海浦东新区创新改革研究＂,来自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南开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华东师范大学、     

日本食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的经验借鉴

日本食品供应链管理的重点放在发展食品安全追踪方面;而海外进口食品的安全,则主要依靠严格的进口检验检疫制度和综合商社通过供应链管理来控制。日本以农协体系为基础、以农产品流通模式和食品安全管理模式为特征的食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符合中国食品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条件,对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金融支持模式——以辽宁省为例

资源性城市实施工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资金问题.辽宁省需要工业转型的资源性城市中大多数都属于矿业城市,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矿业企业,因此转型所需要的资金不可能靠当地政府来提供,这就需要金融机构的参与.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支持资源性城市的转型,一方面为资源性城市转型解决了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也为自身发展拓展了业务空间.     

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发展目标,低碳转型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这对"双引擎"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针对现有文献在碳排放绩效测算上存在的有偏测度问题,将总体技术前沿的概念与非角度、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提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新型效率测算模型,对1996～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更加准确的测度及分解: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全面考察了反映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多维因素对碳排放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表明:我国的碳排放绩效在"九五"期间处于较高水平,随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进入"十一五"时期后又开始回升;在各投入和产出要素中,碳减排效应和要素节约效应对碳排放绩效的改善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省份间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经济关联效应的存在,碳排放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碳排放绩效的提高会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本地及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产生了"结构红利";城市化与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则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归咎于市场失灵和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缺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未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以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促进了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改善,但其间接效应的稳健性较弱.最后,本文指出我国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要素市场完善、绿色创新突破、城市化集约推进、区域间协调合作等经济结构、技术和政策领域做出协同努力,才可能有效推动低碳转型发展这一世纪工程的最终实现.     

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测度与财政补助效应检验：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基于重庆市18个区县的一手调研数据，延续“两不愁三保障”框架，建立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指标体系，测度重庆市各地区微观农户的收入保障水平；通过建立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讨论政府实施的三大补助对农户收入保障指数产生的效应。研究发现，重庆市的农户收入保障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三大补助均产生了正向效应，但教育补助和医疗补助的正向效应对高保障农户更显著，表现出逆向补助特征，住房补助的作用最大且呈现“倒U”型状态。     

文化多样性会阻滞城镇化进程吗？———基于方言视角的经验考察

基于2000-2012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样本,以方言多样性代理度量文化多样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方法,首次就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方言多样性对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考虑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而引入滞后一期的城镇化率作为解释变量后,方言多样性对城镇化率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在采用历史外来人口迁入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后,这种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因此,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变量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