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的突变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文章从民族人口的视角出发,收集和整理1953 ～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级资料,运用ArcGIS、GeoData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变动趋势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形成多个热点分布区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迁移扩散的态势显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非凡的稳定性.从1953 ～2010年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75∶25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可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我国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指标构建及测量

儿童福利差异是城乡发展差异的产物，文章以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为研究内容，在梳理我国儿童福利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了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指标，并运用全国城乡数据对我国儿童福利城乡一体化指数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指数0.592，一体化程度整体较低，城乡差异大，其中教育福利差距较小，生活福利与医疗福利差距较显著，相关福利政策有待完善。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法律制度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所有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下,我国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缺乏体系性、普遍性、组织性和监督性。我国在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要构建发展性、正当性、需要满足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形成在《社会福利法》统领下单项法和专项法组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论面向教育的实践

无论是“教育实践”在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地位,还是教育学在人类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都不高.教育实践是一种“生命·实践”,它应该成为人类实践体系的中心和基础.以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也可能成为一门中心学科.教育学的地位和命运取决于教育实践的地位和命运.应从“面向实践的教育”转向“面向教育的实践”,确立探究实践的教育立场、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探寻人类实践的“教育逻辑”和“教育基础”,完成实践的“教育转向”,重建基于教育实践的实践哲学,寻找实践论哲学发展的教育方向和教育学方向,进而建构教育学历史本体论.     

空间相互作用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长三角的证据

基于以往研究对空间相互作用方向性考虑不足的事实，文章以长三角133个县市为例，构建了融合新经济地理学与中心地理论的理论框架，将表征空间需求关联的总体市场潜能细分为来自同层级、高等级、低等级三个方向，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了总体及不同方向的空间相互作用对长三角地区人均GDP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空间依赖导致的间接溢出效应等因素后，并未发现存在要素价格绝对调整或要素数量绝对调整的证据，总体市场潜能的提高同时促进了城市人均GDP增长与人口增长；就不同方向的空间相互作用而言，大城市的自身发展有利于中等城市的人均GDP增长，大城市之间、大城市对下级城市、小城市对上级城市形成了人口增长的良性互动格局，而中等城市之间以及中等城市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则表现为回流效应。     

鉴赏能力的习得与理性的要求——康德鉴赏能力的一种趋政治化解释

《判断力批判》第22节涉及到三个问题。鉴赏能力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能力,还是一种获得的人为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是一种构成性原则,还是一种调节性原则?鉴赏能力的习得,如何是一种理性的要求?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鉴赏能力是人们先天具备的,但是又必须在经验中不断练习,才会具体使用这种能力,即习得这种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只能是一种调节性原则。而鉴赏能力的习得,是理性在道德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政治上的要求。由此,鉴赏能力的习得也具有了政治意涵。     

“十七年”音乐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十七年音乐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属于“特例”,既非建国前的“十里洋场”,亦非文革时代的“高快硬响”。音乐创作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将其放置到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下来论述,使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但创作者并非完全听从政治指令的艺术木偶,他是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以此寻求“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创作出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爱情歌曲,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