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设计出来的总统——试论美国总统制的诞生

美国是第一个创设总统制的国家.总统制是55位制宪代表在116天封闭式会议里讨论、争辩、权衡的结果.总统制是邦联政体走到尽头的必然产物,它一举扭转了美国建国早期中央行政权力弱小而依附的状态,但在任期、权力、选举等方面都表现出"君主"的特征,因而引起了许多制宪代表的强烈反对.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制衡机制成功地避免了总统制蜕变为君主制.     

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史学的发展

巴蜀地区是一个具有明显共同特征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的史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私家撰史上。从总体上看,当时巴蜀史学的基本状况是私强官弱,即主要以私人撰述为主,官方史学明显衰微,成绩较为有限。     

唐睿宗亲祀南、北郊背景探析

公元712年,唐睿宗在一年之内亲祀南、北郊,这种行为在整个唐代仅此一例。其中,与亲祀南郊同月进行的还有亲祭太庙、亲耕籍田,这与贞观三年、永徽三年祭太庙—祀南郊—耕籍田的亲祭模式一致,折射出睿宗意图将本朝与武周至中宗这一时段划分开来,恢复贞观、永徽故事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在睿宗登基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中亦有体现,虽然在他执政中后期出现了恢复二陵名号、加则天谥为帝的事件,但这并未改变“走出后武则天时代”的历史趋势。亲祀北郊的背景在于,为患多年的东突厥于此时向唐朝请求和亲,睿宗认为自己施行的保守对外政策已获成功,边境问题已经解决。改元“延和”则代表着他期盼在未来,唐朝与周边民族尤其是突厥的关系能够继续保持缓和。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有识之士在极力鼓吹与倡导救亡图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做了比较系统的反省。第一,对当时现实政治进行反思,认为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与政治能力弱势、低下,派系之争、军阀战争不断,当政者不作为。第二,对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进行反省,认为中国民族性中之劣根性,如利己自私、虚伪面子、文弱病态、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等负面德行,以及民众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严重缺失,导致社会不能形成一种合力,国家无法强大。第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反省,认为此次国难的发生有其历史渊源,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流毒有极大关系。这种反省,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相反,正是一种民族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意在刺激国人、警醒民众;是中华民族时代意识的觉醒,对唤醒民族意识、抵御外来侵略、建设现代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滥举与滥捕:江苏省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保甲长与军警(1934-1937)

1933年,陈果夫主政江苏以后,江苏省政府对烟毒的查禁改放任为统制,要求保甲长和军警进行检举和查挤。不过,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不仅造成了保甲长的滥举和军警的滥捕现象,还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欧洲文明的现代转型——以转型、大分流与小分流的争论为中心

欧洲文明的形成始于中世纪早期的后半段,大大晚于公元前三四千年以来在欧亚大陆诞生的几个原生文明。然而,欧洲文明却在中世纪中晚期至早期现代最早自主实现了现代转型,赶超了那些古老而辉煌的亚洲文明,其演变过程与原因一直引人关注。西方学者对欧洲文明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自我认识始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对于正确认识欧洲文明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人类追求进步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梳理近两个世纪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厘清欧洲文明走向现代的关键历程,分析欧洲文明特别是西北欧地区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有助于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后来者选择正确的目标建设自己的现代文明提供历史参照。     

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

义务戏是清末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慈善形式,即以义演的方式来筹措善款,帮助公益事业。它涉及的慈善范围很广,包括梨园本行公益、社会公益以及爱国义演等,地理范围也并非仅限于北京一地。北京梨园行义务戏的社会影响极大,公众通过其演出更深入地了解了慈善精神,且在听戏的同时,自身也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不仅如此,社会上很多机构、组织也都纷纷效仿,以义务戏的方式筹款来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本文从义务戏的缘起、种类、管理及影响几个方面对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进行阐述。     

晚清江浙地区侈婚现象研究

晚清以降,江浙地区的侈婚靡费现象甚为泛滥.具体表现为社会中上层阶级举办婚礼花费甚巨,因而助长了婚嫁论财的风气,导致社会下层民众亦纷纷效尤.由此产生了男家无力聘娶致使抢亲等类犯罪频发,女家无力置备妆奁而溺女成风,以及适龄男女婚嫁失时等社会问题.侈婚风气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秋审个案与清末司法审判

秋审作为体现国家权力的重要司法制度,在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死行裁决的最终阶段,秋审又将行使死刑终审权的皇帝与一个个普通的犯人联系在了一起,实现了形式上的上下沟通.因此,通过对秋审个案的研究,可以了解从犯人到地方政府、从刑部到皇帝等的种种作用.而将这些不同角色的作用循序联合,进行考察,便可管窥清末司法审判制度的运作情实.本文以光绪二十九年秋审中的一件案件为出发点,对刑部与给事中关于该案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法理寻绎和深入的司法推导,并试着探寻争论的起因,最后对本案的结果及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十个方面影响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