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近十年中国古都学研究述评

在近十年中古都学承续了之前迅速发展的势头,传统重点领域成果颇丰,新兴领域亦迎头赶上,古都学整体呈现多点开花、开枝散叶的态势。相近学科间的交叉互动更为频繁,对古都学的学科走向和发展产生了明显影响;普通民众对于古都的兴趣日益浓厚,社会对于古都学的关注也更加密切。无论从学科发展还是从社会需求角度,古都学都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村民居形式的多样性

三杨庄遗址发现了汉代房屋,其特点是每个庭院都是独立的,互不相连,这与传世文献所定型的汉代农村印象有相当的不同。解释这种不同,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认定传世文献对汉代农村居住形式的记载不完备,而把三杨庄遗址所见的庭院现象视为文献漏载的汉代民居的典型形式,以此可以要求重新改写关于汉代里居的既有含义;二是把三杨庄遗址所见的庭院现象视为特例,不把它视为汉代的典型农居。贾让《治河三策》在开篇处谈及:汉代一部分农夫,在原来黄河堤内的滩地上,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而且是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如果我们以贾让所说的新起庐舍来观察和分析三杨庄遗址的房舍—农田的总体布局,似乎疑问可以豁然开释:这里不是汉代的寻常农村,而是在黄河滩地新垦殖区出现的新起庐舍。而传世文献所描述的闾里民居,对应的是贾让所谈及的城郭旧居。如此认识三杨庄遗址的性质,并没有降低其历史文化价值,而是更加拓展了它的研究空间。     

唐初医经《黄帝内经太素》的历史语境

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在《内经》传递的谱系中位置重要。杨上善撰注《太素》时在李贤府中,但此书无论在李贤府中的文化工程中,还是在官方医学的知识传递中,都并非处在核心的位置,而且在其初撰成时,显然缺乏足够的环境去赢得同时代的读者。但这部著作和杨上善的经历,却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即如何在写本时代的文本流动性和多样性之下理解经典权威的造成;以及在边缘的经典整理者,如何面对不同知识权力和思想资源做出选择,进而展示出经典权威在历史语境中被塑造的过程。     

包容神圣:清朝皇帝的文殊形象与藏传佛教的臣服——正统性传承中主导性虚构的凝聚力作用

在藏传佛教首领与清朝皇帝的交往中,尊称清帝为文殊师利大皇帝。考辨这一称号的由来,可以论证这一称号代表了佛教对于皇权的臣服,是中国作为大一统帝国正统性传承序列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断裂,皇帝作为主导性虚构在清朝正统性中起到凝聚力的作用。     

论英国文艺复兴初期语法学校的特点——以圣保罗学校为考察对象

英国文艺复兴初期(1485-1532),人文主义开始渗透进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文化和教育。约翰.科利特创办的圣保罗学校是当时语法学校的典范,学校脱离教会束缚,世俗化管理,面向各阶层学生,讲授英语和拉丁语等人文主义课程。新式语法学校既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也重视宗教信仰的虔诚,为英国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浅析战后英国政治中的鲍威尔主义

伊诺克·鲍威尔因在伯明翰的演讲中清楚地表达了对有色移民和种族关系的看法而在一夜之间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鲍威尔的言论被称之为“鲍威尔主义”,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英国停止有色移民涌入、遣返并鼓励有色移民向外移出、批判种族关系法、认为不同族裔之间不可能融合等。鲍威尔主义遭到了政治家的一致谴责,却受到了白人民众的空前支持,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伐山到植树:雍乾时期"苗疆"林业政策的演变——以湘黔二省为例

清代林业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深受同一时期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雍乾之际,在开辟与治理"苗疆"时,官方对待当地山林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地方官府与清廷作为不同的利益方,出于各自的施政需求,形成了不同的林业政策理念.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府作为治理"苗疆"的直接责任者,对山林的潜在威胁最为敏感,进而提出伐除山林的建议.然而,清廷则出于恢复全国经济的整体需求,要求各省落实植树造林政策.面对"苗疆"贫瘠的现实,也迫使地方官府不得不转而通过植树造林以广开利源.两种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苗疆"林业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