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管的法社会学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虽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但仅仅依靠食品安全立法,难以解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食品安全法规的管理与发展需要法社会学,解决我国现实的食品安全法律问题需要依托法社会学,实现食品安全除了通过加强食品安全立法,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外,还需要在法社会学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等多措并举。     

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研究的新进展

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学术研究传统,然而因其未能有效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国际制度的发展与地区一体化的深化而受到质疑。对此,后继的现实主义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现实主义,以拓展和丰富现实主义的研究传统。文章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现实主义的新进展,即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内部论争、经典人物和著作的再解读以及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融合,并进而作适当的评述。     

学术批评的法律界限——以沈木珠教授夫妇诉学术批评网案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蓬勃兴起,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但是一直以来,学术批评似乎一直都只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与学术界之外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并不多,尤其与法律特别是诉讼可以说是"参商不相见".虽然以前也已经发生过学者之间因为发表批评文章而引起的名誉权侵权诉讼(影响较大的如余秋雨诉古远清案等),但由于当时学术批评尚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些案件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与思考,尤其是没有引发对学术批评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安全立法问题研究

4只箭毒蛙被快递进境事件又一次给我国的生物安全治理敲响了警钟.新市场或者新交易路线的开发对引进物种有积极的影响,贸易额的增长增加了外来物种在当地传播和建立种群的可能性.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异域另类宠物交易有了非常便利的渠道,网络将其源源不断输入我国境内.作为外来物种,异域另类宠物有可能加剧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和隐患,从而危害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而我国目前外来物种入侵相关立法并不完善,多年来我国都无法摆脱遭受外来物种入侵最严重国家之一的头衔,新问题的出现无疑会加剧情况的恶化.对此,我国应升级现有控制手段为立体防御体系,尽早系统化立法,防患未然.     

论中国电影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电影作品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权利人难以有效地许可和转让权利,从而限制了电影作品的广泛传播和使用。而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为使用者发放"一揽子"许可,从而有效地实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影作品的广泛传播和使用。     

欧盟竞争法"基础设施原则"司法实践研究

在欧盟的法律秩序当中,欧盟法院担任着一个关键的角色,通过其判决持续地为欧盟的法律秩序强化司法的保护.在公共服务业的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中,滥用优势地位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欧盟竞争法的显著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基础设施原则"(EFD)这一重要法律规定,而这一时期欧共体法院的司法判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的法律问题分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应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还应该满足相应的条件。最近的几个提案由于相关国家的反对至今没有获得通过。UNCLOS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为CCAMLR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法律基础。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应满足捕捞种群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有最佳科学证据证明、考虑国家的“合理利用”以及制订完善的执行措施等条件。我国应在积极参与完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同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WTO框架下《信息技术协议》的结构规范与扩围调整——兼对多哈回合谈判受挫的反思

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一度陷入困境,阻滞不前。2015年12月,WTO框架下《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围谈判成功达成,以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零关税、解除非关税壁垒为目标,对成员方之间信息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使得WTO成员方重拾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赖。通过审视此次扩围谈判中各国不同的立场,研究ITA扩围对中国的冲击及对策,十分必要。     

论系统思维在国际私法研究中的功能

国际私法学在研究对象、学科范畴、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上独具特性。系统论思维作为贝塔朗菲所首创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思维整合的起点,对研究国际私法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甚为必要。以徐国建为代表的学者早已关注到运用系统论解释国际私法研究,既要从系统规律出发宏观上解释制度原理,也要以此指导问题的研究思路与步骤,这尤其体现在资料分析、运用、整合方面。     

仲裁中的调解与和解问题刍议——兼议现行《仲裁法》相关条款的修订方向

仲裁与调解或和解相结合属于复合型的争议解决机制,其既顾及当事人对程序问题的处分权,又体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良性运作,广泛受到国内外认可。我国现行《仲裁法》第49至52条对相关问题做了规定,但却失之准确,尤其欠缺对调解错误的救济机制。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存在多种实践选择,但调解并非仲裁程序的必经环节,调解权亦非仲裁权的必然要素,而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