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新变化及其对策思考

从初次分配看,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有所提高,但实际工资水平原地踏步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种对劳动者不利的分配格局;从二次分配看,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约为54％,虽然近年来略有上升,但还远未达到合理水平;从税费负担看,有将近1/3的居民收入因缴纳税费而变得不可支配,这使得工薪劳动者在分配格局中的不利地位雪上加霜;从居民收入差距看,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高位徘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负面因素.建立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既需要在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要素取得合理的回报,又需要在二次分配中合理调节收入差距,让经济增长的果实更好地惠及全体国民.近一个时期,要扭转工薪劳动者的不利地位,应该让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大幅度提高,并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实现年度自动调节.     

气候伦理儒家原则的经济学阐释——基于博弈论的角度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性问题,很多学者已将其追溯到伦理学层面.系统梳理儒家哲学的自然观和气候伦理原则,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儒家哲学以"和为贵""明分使群"和公平正义的气候伦理原则进行了经济学阐释.依据气候品生产技术差异划分国际成员,在非合作博弈中能够实现"明分使群"的伦理思想,但均衡结果不满足公平正义的原则.这将导致各国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并呈现相似且较低的技术水平.在基于"和"伦理拓展的合作匹配博弈中,通过合理设置匹配计划能够解决该问题,同时实现"明分使群"和公平正义两个原则.最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能充分发挥优势,各国均实现福利帕累托改进,公平正义得到切实保障,技术进步、福利提升和气候改善形成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有机统一体.     

研发部门体制改革与企业创新行为——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结合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构建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研发行为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论发现,研发强度与企业规模、大股东持股比例、经营年限负相关,但与技术人员人数占比正相关;此外,销售毛利率、存货周转率、现金比率以及市销率、市净率等指标也明显左右着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发挥。为此旨在透过研发部门体制改革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建议由传统龙头企业拆分设立研发型子公司,对新兴初创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鼓励企业将生产、销售业务逐步外包,探索建立多元化内源性融资渠道;试点成立创新型创投、私募等专项基金,制定针对性财税政策扶持等。     

联合国三大核算体系的演化与历史逻辑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曾会同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各国推荐过四大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①(MPS)、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这四大体系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经济、社会、环境核算和国际核算成果比较的重要准则,在各国核算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四大体系进行比较研究,追溯其起源、演化的历史,可以发现四大体系同宗同源,有着密切的关联和内在逻辑;SNA在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MPS的退出有其历史的必然,也有偶然的因素。     

非期望产出下我国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差异研究

提高能源消耗产出效率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机扰动和外部环境是研究能源消耗产出效率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传统的DEA模型无法剔除非期望产出对效率值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四阶段Bootstrap-DEA-Malmquist模型，采用1990~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松弛指标调整能源投入，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扰动，并借助Bootstrap随机抽样法进一步减小由于样本差异造成的影响，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测算了中国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和随机扰动对能源效率的估算具有显著影响，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后得到的能源效率值、技术效率变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调整初始投入后的技术进步值有所上升。此外，考虑环境因素时，能源效率值下降，但是进一步运用Bootstrap随机抽样法消除随机因素的影响后，能源效率值有所上升。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从能源效率与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剥离，获得更为准确的能源效率值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值。     

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与标准集聚模型相结合的嵌套模型,采用1999~2007年中国28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及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1999~2007年全国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集聚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即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低效率企业倾向选择中小城市回避市场竞争,即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2)1999~2002年及2003~2007年分时段全国样本检验结果及比较显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1999~2002年期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2003~2007年期间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拥挤效应。2003年以来,地区之间的"竞次式"补贴性竞争加剧,这削弱了区域内产业、企业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发展,经济聚集过程中集聚效应显著减弱。此外,两个时段内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空间定位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3)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无论东部地区内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内部,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而言,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因而,全国层面呈现出的显著选择效应,主要源于低效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中小城市以逃避东部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外部性分析——一个生态环境角度的考察

从生态环境角度考察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外部性的冲击:减少生物多样性,割裂封闭的物能循环,从而对化学合成品产生高度依赖,引起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规模化经营在提高私人收益的同时,增加了社会成本.在政策缺失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传统农业逐渐萎缩,生态价值服务供给不足,而规模化农业过度发展,污染程度超过社会最优水平.从农业的历史实践来看,美国等人少地多的发达国家农业规模化经营取得了很高的经济收益,但是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而其经济制度和要素禀赋特点使之很难摆脱这一困境.我国应当重视农业的外部性价值,探索将农业外部性价值内部化的政策工具,实现农民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农业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率先转变调整结构的方式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经济任务，应该明确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即政府创造条件，靠市场来调结构。“十二五”期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改革、如何转变结构调整的方式。倘若“调结构”的方式、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制造业“调结构”的方式不能率先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的诸多目标就有可能落空。“十二五”期间的政策落脚点在于继续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进程，切实贯彻中央一再强调的“资源配置要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的施政原则，把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节落到实处。对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结构存量调整的方式，要基本实现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转变，强化金融、商贸等服务业的疏导、中介功能，创建有利于推进服务业深度参与存量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政策环境。     

深入实践,积极推进理论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确立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目标。繁荣发展哲学社     

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与国际竞争力比较

从国际视角对全球129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国际综合排名第92位,位于第4梯队。人力资本存量(健康性人力资本、技能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经济增长通过对教育性人力资本的再投入推动创新性人力资本的提升。比较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本结构差距,可以看到：未来15年中国人力资本将面临国际适应性和竞争性的重大挑战。应当通过提升职业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增强教育性人力资本与技能性人力资本的深化,从而为提升我国创新性人力资本做准备,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