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监管型小股东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2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试点的研究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投服中心对公司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监管型小股东,投服中心持股行权降低了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进一步地,投服中心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媒体报道较少时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改善,产生了信息效应;投服中心行权引起媒体和监管部门的关注,可减少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提高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发挥出治理效应。     

企业数字化建设与特质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数字化建设在改变企业商业模式,推动治理水平、信息传递效率提升的同时,对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具有溢出效应。基于201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建设对企业特质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可以发现:企业数字化建设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显著降低企业特质性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因此,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建设成果识别并降低自身风险,推动企业更加规范、准确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吗

企业“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或是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三个方面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重污染行业、高市场化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

通过赋予上市公司生命周期新的衡量变量——总杠杆系数,可将上市公司生命周期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三个阶段,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划分为固定现金股利政策以及固定现金股利支付率政策。处于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上市公司整体现金股利、固定现金股利、固定现金股利支付率分派意愿以及总体现金股利分派水平都较高,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呈现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根据现金股利保障程度可将现金股利政策划分为过度稳健现金股利政策与稳健现金股利政策。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期上市公司选择过度稳健的现金股利政策概率较高,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上市公司更倾向选择稳健的现金股利政策。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支持了生命周期三段论。     

论城市财政体制与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不同群体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上海应以深化城市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原则,聚焦短板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长效机制,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匹配力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健全多元协同供给机制,切实促进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切实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紧平衡的影响下,我国政府实施逆周期调节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政府投资管理体制不断规范化和法制化,投资方式逐渐从财政直接出资转向依托于财政资源出资,但投资方式的转变也突显出一些问题,如依托财政资源的政府投资未被政府预算全部反映,投资主体呈碎片化和分散化特征,缺乏统筹的政府投资降低了投资效率,新的投资方式有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为此,应以财政资源统筹为抓手提高政府投资效率,从预算环节加强财政资源的统筹管理,并强化财政资源跨部门跨区域的统筹协调。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

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圆满成果后,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在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在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中如何预防返贫、解决相对贫困等动态问题至关重要。而这一前提在于弄清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作用贫困动态变化的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三省六县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4个时期(2010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农户样本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基于贫困强度调整后的贫困发生率指标,重点将扶贫政策作为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兜底保障对贫困动态变化均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产业发展、兜底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在特定时期和区域可能会提高贫困发生率,前者可能受财政教育资金相对趋紧和人口流出所致,后者可能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不具备短期增收效果所致。上述分析为新时期预防返贫、处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启发。为此,我国应该继续深化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提升农民造血能力,稳步提升以兜底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供给水平,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因地制宜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后期扶持,以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违规视角

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监管机构监管的重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基于一种新兴市场化机制——共同机构投资者出现的契机,运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行业协同、监督治理和资源聚集效应抑制了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减少投资组合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而对领导人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企业经营风险高、行业竞争程度低和媒体关注度高时更大;并且,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削弱投资组合公司违规与经营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协同治理作用,公司应努力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吸引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以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财政补贴与生育决策——基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文章以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家庭生育过程,考察了货币政策规则与财政补贴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能显著减少生育时间,降低生育投资,导致生育数量下降;(2)机制分析表明负利率冲击提高了工资水平,增加了劳动时间,从而避免生育带来的劳动机会成本损失,减少了投资意愿和生育投资;(3)政府的生育补贴能显著提高生育水平,但会挤出产出和消费,因此政府的生育补贴政策需要结合相对应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