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家化吗——兼与金观涛、郭齐勇、汤一介三位先生商榷

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到过一些阻碍作用,但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一作用的表现就是儒学作为零散的思想资源被改造、整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由于时代条件的改变,今后,后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是,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以后也不可能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这是二者在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上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只能是一个梦幻泡影。     

新媒体时代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新变化及其民主调适

互联网新媒体给西方政治参与带来诸多变化,深刻改变其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营,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选举等应运而生,公民运动也在互联网社交新媒体的触发下呈现出诸多不同特点。西方政府和政党重视互联网的政治传播价值,重视互联网的政治作用与功能的发挥,针对性地利用新媒体来竞选、施政,并把信息媒介技术运用到政党选举、政府执政及社会治理。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进行的政治调适,对于激活民众参与、修补西方民主赤字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也具有局限性,由于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渗透和控制日益加剧,西方的民主政治危机和民主病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利用而根本改变。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初探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发展和巩固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需要根据中国神灵观进行相应的中国化。这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指导下,立足于中西神灵及其文化的区别,结合中国神灵文化的自身特色,利用中国本土的无神论资源和有神论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进行话语转换、逻辑论证和丰富创新。     

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关系批判

在长期的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研究中,"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被长期遮蔽了,而这一问题是当代所有全球化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由此出发的理论预设。对"全球化"实质及其范畴的理性批判是考察"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关系"的逻辑前提。"全球化"是对世界历史进程第二发展阶段所出现的多元聚合状态及趋势的概括。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相互依存、相互交织并相互作用。     

微博消费主义倾向下的政治参与

微博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参与日益凸显大众权威的解构力量，并以日常生活为重要的参与内容，以休闲狂欢作为主要的参与方式。这对于消解传统的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凸显大众的权威，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实现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向，都有所助益。然而，微博消费主义是商业化行为，它以利益为根本导向，其积极的政治功能并非主动为之，微博等新媒体也以各种方式进行着自我规制，对于开放的公共讨论设置了一定的障碍，用消费主义的商业动机侵蚀着公共话语空间，以娱乐狂欢掀起民粹主义的涟漪。但是不管如何，新媒体与政治从来都不可能互相撇清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微博等新媒体仍然会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下，以日常生活为切入，影响着公民参与、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     

佛教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佛教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大众化。立足于佛教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异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知识阶层的关键作用,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开放性,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融,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简约化、通俗化和实用化,要多途径、多式样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要吸收心性理论,为民众提供实现身心和谐、安身立命的重要内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外贸易保护政策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对外贸易政策逐渐系统化和规范化.从国际因素来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从国内因素来看,国际贸易保护理论的传入中国以及国内经济与政治及其他现实因素的制约,使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基本上可以归为保护性贸易政策.这种贸易保护的总政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升税收总额的历史过程。文章以杂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杂税加征困境缘由的探究以及该困境纾解办法的提出——征收杂捐,来讨论清代社会受财政压力驱使通过征收经制外的非正式税款来提升赋税总额用以补充正式税款的情况。文章力图通过杂税加征这一视角来探究清代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这一作用的讨论来对杂税和清代财政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