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

服务型政府是针对中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而提出的新概念。服务型政府是民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绩效政府。这是服务型政府的形态，也是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基本途径是政府创新。政府创新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标语口号。政府创新是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有通过政府创新，才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才能最终建成服务型政府。     

鸳蝴文人的民间情结--以案头弹词创作及评弹演出、发展为中心

迥异于明清案头弹词的作者队伍多为女性,近世以来,以鸳蝴文人为主的男性作者,对于弹词的案头创作投入相当精力,并在理论探索中作出一定努力.进而在以苏州评弹为主的民间曲艺演出中,以脚本创作、提携艺人、亲历书场、行业鼓励等多种形式,对其发展、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旨在探讨近代鸳蝴文人与弹词案头创作及书场演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此论证鸳蝴文人对于市井娱乐行业的热情投入,源于审美趣味与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由此见证近代案头弹词与明清以闺阁女性为主的创作在动因与风格上的差异.     

回鹘宗教文学稽考

回鹘是一个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的民族,不论其宗教信仰还是文学创作,都深受外来文明的影响。他们先后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差不多涵盖了古代亚欧大陆曾经流行过的所有国际性宗教。这些宗教的流行,对古代回鹘文学影响甚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为数众多而丰富的古代回鹘文宗教经典与文学作品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zipf与省力原则

本文首先介绍Zipf的生平及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然后讨论了省力原则与Zipf定律的关系:即,省力原则是单一化力量跟多样化力量之间的妥协,Zipf定律是省力原则的体现。并指出,省力原则与语言冗余现象不矛盾。在后半部分,我们讨论了省力原则与语用学的关系。Grice(1978)曾提出修订版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这跟省力原则有明显的联系。Horn(1984)则进一步把Zipf的省力原则跟Grice的准则结合起来,提出了Q原则和R原则。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关联原则也谈到了省力问题,但他们的理论的解释力不如Horn的两原则大。最后,我们通过具体讨论如何理解anX,论证了我们的论点。     

"以对方为重": 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

我在讨论梁漱溟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1975)的论文的结尾处曾说:"他的这种‘以事实证理想'的信念贯穿其一生,虽支持他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他的心理学之作,但实际上,其心理学部分的价值并不甚高,他的更重要的贡献可能仍是在其伦理学的一部分."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本文即以其论伦理的思想加以叙述和讨论,以观察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性伦理的反应,最后则就其"他者"优先的伦理思想略加讨论.     

试论政府能力与有效性

本文从政府作用出发 ,把政府能力界定为政府汲取公共资源和以这种资源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认为有效性是政府利用其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结果。在此基础上 ,阐释了两者的关系以及政府能力转化为有效性的若干措施 ,指出了合法性与政府能力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丕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关于我国死刑制度的理性反思

死刑的存废之争源于近代资产阶级人文思潮的兴起 ,至今仍绵延不绝。我国的死刑制度从无到有发展至今 ,在立法技术和刑事理念上都有明显进步 ,对死刑的条文规定和罪名界定也日臻严密 ,而严重恶性的刑事犯罪率的日益加剧仍是当今严酷的社会现实。理性地分析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和完善问题 ,应从政策、甚至是文化传统等背景因素予以反思 ,才能做出新的现实选择     

行政执法职务犯罪：类型、逻辑与对策

行政执法职务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形式，主要类型有徇私型、交易型、占有型、渎职型和滥用型，其犯罪过程有其权力逻辑、制度逻辑和利益逻辑因素。预防和治理行政执法职务犯罪，应当创新执法体制，改进执法方式，强化执法责任。     

国际关系中全球化问题的展望——关于全球化两种声音的思考

在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流行用语的时候，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的益处和全球化可能引致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导致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出现。其中反全球化者的声音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就反全球化者所提及的问题而言，他们无疑给全球化浪潮的继续推进提出了适时的警告，但是仅仅看到全球化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全盘否定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取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用全球治理的方法去解决。中国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二者之间的态度应该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抓住机遇，实现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