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现代？（笔谈）

“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代文明延续到今天，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其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待、叙述或书写历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和运行的。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论是对历史的叙事和书写，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晦地涉及“中国何以现代”的问题。 然而，“中国何以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蕴涵着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的宏大命题。它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还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对这个命题的持续追问中，不同时代所提供的认识工具有很大差别，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回答或阐释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涌现，从而使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不断被触及和拓展，但圆满回答或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尚未达成。 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经济，其基本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基本原则、基本构架乃至伦理精神，都首先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科学技术体制的形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度。经历了数千年独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影响人类的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到直抵家门口的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侵蚀之后，才逐步地发生了涵化式的变化，从而一步步地走向现代的。因此，对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或牵涉到西方影响的问题。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现代转型进程，不论是发端还是具体进程乃至最终的实现，皆有由中国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独特内涵。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而稳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总之，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发展，尽管不乏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有对西方的模仿，但从总体上看并不是按西方的道路和模式而实现的，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路子。其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由悠久历史和文化所孕育的创造力，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忽视或忽略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无法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 今天，中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中国何以现代？”这个命题，刚刚在国内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李怀印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形成，是在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现代国家转型过程，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阐释。因此，作者以广为接受的现代国家四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为分析依据，采取“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量，构建了“地缘、财政、认同”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向度来叙述现代中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为读者呈现了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更为“中国何以现代”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以《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为切入点，对“中国何以现代”问题进行讨论，汇集成一组专题笔谈，以飨读者。     

王昌龄“苦思”与“自然”说探索

苦思与自然的问题历来争论不体,论家常将苦思与自然对立.王昌龄对此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文章兴作,兴于自然”“凡文章皆不难,也不辛苦”“以防苦思”“不得强伤神”,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创作时“苦心竭智”“专心苦思”.通过对全文有关自然,苦思及自然与苦思关系的梳理,可知王昌龄赞成苦思,认为苦思是为文置意的必要前提.苦思可以使文章有自性,得形似,得真,得不辛苦之势,而自性等又属于王昌龄“自然”的内涵,故苦思最终可达到自然.     

理解与超越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以及哲学思辨与经验研究方法的结合。对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局限的超越只能是立足于此二者基础上的对当代文化现实的具体的内在的批判。     

知识经济与高校人才培养

“知识经济”要求我们积极改革传统教育模式 ,培养大批具备知识创新能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