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范性文件"上位法依据"的司法判断

规范性文件依据的普遍不明确给司法审查中的"上位法依据"判断带来了困难,法院往往采取极为宽松的审查标准,认可行政机关可依据上位法中的宽泛授权,乃至在上位法空白的情况下根据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面对这种情况,坚持授权明确性的进路和运用上位法原则性规定进行审查的进路均存在局限;区分权利限制程度进路更加符合现代行政的发展特点,且与我国行政立法体制和《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相契合.在具体判断方法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审查,将无助于实现行政目的和过度侵害相对人权利的规范性文件认定为不具有上位法依据的做法,这为我国后续的"上位法依据"审查提供了启示.而在比例原则的运用下,"上位法依据"亦可获得更加具体的内涵.     

古田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一次开创性探索.会议彰显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确立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确立加强党的建设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原则;把调查研究国情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前提和依据的思想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理政产生了重要深远影响,是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地探究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功的原因,对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启示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若干史实考释

西藏和平解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地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绝不容许"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三个关键性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提出的时机、"多路向心进兵"策略的形成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附件的签订等问题的记述或认识,存在一些不准确、不清晰或有争议之处,实有予以甄别、辨析的必要。     

论刘勰执正驭奇的理论困境

奇正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刘勰生活的时代,文坛上流行尚奇风气。尚奇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导致了文风的堕落。刘勰的奇正观是矛盾的:既守正又爱奇,既爱奇又反奇。为此他提出"执正驭奇"这一折衷主义的创作主张。不过因为奇正之间本质上的对立,执正驭奇缺乏可操作性,刘勰依然徘徊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这表现了其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和文化张力。     

浅谈北京地区金代佛教考古的发现

女真族建立的大金政权灭辽后成为幽燕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尤其在正式迁都后,不仅使北京地区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也促进了北京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历年来北京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金代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考察当时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存在、发展状况,金代北京的佛教长期盛行,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中国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文化队伍力量薄弱,农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与城市相比,文化差距较大.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阵,亟待加强,需要更新观念,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创新文化载体.     

国产动画衍生童书出版的价值取向

国产动画衍生童书出版,将动画片的内容创意作为童书出版的选题资源再度开发利用,丰富了少儿卡漫图书的品种层次和选题内容,激发了童书市场的多元阅读需求.如此,在为童书出版业增添文化活力的同时,也延伸了动画产业价值链.这突出地表现为:既促进了动画产业收入结构的优化升级,降低其经营风险,推进其"多点产出"的复合盈利模式的建构.又使动画创意突破了动画作品的原有形态,开掘了动画产业的经营深度.并且,动画片与衍生童书的互动式营销,有利于聚合两重媒介的品牌传播优势:动画片的影视媒介可以迅速扩大品牌的知名度,童书媒介则可以持续积累品牌的影响力,二者的优势互补必将为振兴民族动漫品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陈云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陈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转折时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如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专业化的思想;改革开放时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思想.他的上述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     

高鹗“续书”说考论

文章对红学史上所谓高鹗“续书”说作了考论 ,认为程伟元是“搜罗”“出版”《红楼梦》百廿回本的“第一人” ,而高鹗在“整理”“出版”上是参与者 ,是“第二人” ;“所补”和“续作”绝非同义 ,不可互代 ,高鹗主要负责后 4 0回的整理工作 ;高鹗并不等于“高氏” ,不能把震钧的“偶闻”作为论证高鹗无才无德的根据 ;应还历史一个公道 ,还程高一个清白     

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题研究评述

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和缺点?如何正确估计和看待这些失误和缺点?这些问题在大跃进时期便有较大争议,目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大致说来,学术界在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的得失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水利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失误和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二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有得有失,失误太多,得不偿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水利建设运动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笔者认为,一味否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而过分强调失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一味肯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成就而不承认出现过失误,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总体上看,大跃进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七分成绩,三分失误;成绩巨大、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