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建设的必要一环

当下,中原主流文学研究领域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相互隔膜,二者基本上不相往来,交流异常匮乏,主流文学研究界对民族文学研究的了解微乎其微.忽略了文化多样性的旧有观念,其危害有二:一是容易滑落于文化一元化的陷阱,在考察文化及文学时偏离客观,偏离科学.二是可能把一己民族价值观当作唯一合理的诉求,无意间诱发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利益的因素.有必要向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发出呼吁,倡导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学术界与传统的主流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是普及这一史观的必要一环.人们有责任营造更多有利于沟通的桥梁涵洞,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成为学界的本能信条而努力.     

基于非径向DEA模型的区域环境绩效评价研究

非期望产出是影响区域环境绩效的主要因素.运用非径向非期望产出DEA模型测度了2000-2007年中国各地区的环境绩效静态技术效率水平,并结合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察了各地区环境绩效跨期动态变化的趋势及相应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整体上,中国大部分地区环境绩效静态技术效率水平均相对较低,其中环境绩效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导致环境绩效下降的主要因素,而环境绩效技术进步则促进了环境绩效水平的提高.     

感悟思维与诗词创作

感悟思维是笔者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发现的中国思维的优势所在.将此一收获贯穿到诗学研究之中,由此提出了"感悟诗学"的重要命题.由感悟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衍生出意境、神韵、气象等范畴,牵系着中国诗词的本质和精髓,牵系着中国诗词古今一贯的精神脉络.     

探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通过分析现代企业制度中财务管理的地位、内容及建立的原则，提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建立财务管理机制的若干措施。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条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条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

<尚书·盘庚>是研究盘庚之政的重要文献.<盘庚>三篇体现了盘庚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体现了他心系臣民、实行德治的品质以及利用宗教和刑罚进行统治的策略.盘庚之政是中国德政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在对当前中国阶层进行关系意义类别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各阶层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文章发现,由业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所组成的上层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却占有了收入的较大份额;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却在收入中占有较小的份额.人们所处的阶层位置,深重地影响着其收入所得.即使只考察教育收益率,也是上层阶层远远高于下层阶层.最后文章指出,中国收入差距很难在近期缩小.     

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土城老人讲述的红色故事为例

民俗学把田野调查奉为圭臬,为了强调田野调查的神圣性,往往把来自田野的口头知识设定为"属于民众自己的""‘鲜活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预设了口头知识不受质疑的免检特权.可是,我们在土城的田野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口头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口头知识难以作为我们了解确定性知识的推论依据.我们从口口相传的田野中看不到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只看到了不断变异的红色故事,看到了人们的口头传统.     

英国社会人类学派之由来——读乔治·斯托金的《泰勒之后》

<正>《泰勒之后——1888～1951年的英国社会人类学》,顾名思义,是一本有关人类学史的研究作品。从1888年到1951年,本书所讲述的英国人类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本书的创作也是一个长时段的历程,从20世纪60年代资料的搜集、人物的采访,到课程的讲解、相关文章的写作,直到1995年,斯托金这位美国的人类学史学家才将之正式出版。而到此时,斯托金(GeorgeW.Stocking)的人类学史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既包括了他对于美国人类学史的研究①,也包括了他对于英国人类学史的研究②,更为重要的     

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PM2.5 来源气体排放量比较研究 ——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生产排放量和出口排放量的测算

近年来PM2.5指数的上升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基于OECD和WTO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比较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各行业生产和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及其完全排放强度,并对出口排放量的变化进行SDA分解,分析表明:1995—2009年,中国生产和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分别增长了约88%和97%,而欧盟主要成员国除丹麦外均实现了负增长,中国各行业的PM2.5来源气体完全排放强度也远远高于欧盟主要成员国;中国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的增长,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也一定程度导致排放量增加,而排放强度的降低则减少了排放量;欧盟主要成员国虽然出口也有不同幅度增长,但由于投入产出结构的优化以及排放强度的降低,其排放量实现了负增长.应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以有效减少PM2.5来源气体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