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二次性违法特征的理论与实践再探讨

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已初具其型,但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一理论中前置性法与刑法之间如何契合、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衔接等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和释解。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事实上是刑法"二次性"规范属性进一步延伸和分解的结果,把握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深化谦抑理念的关键。应受刑罚处罚性的价值在于强调刑法的保障性,这就意味着刑罚的设置需要考量前置性法的适用情况。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前置性法——刑法"的递进模式开展自己的叙述,时刻把刑法的启用看作是充分考量前置性法以后做出的选择,可见这一理论是建构在"实证"而非"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具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性。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法律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建构"前置性法——刑法"的递进模式进行思考,其中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强调对"法环境"的考察与解析。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主要是基于自由刑法的立场,始终从法体系的角度把握刑法是保障法、具有第二次性违法的规范属性,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数据时代最小必要原则的悖论与超越

最小必要原则及其规则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目标、运行规律等产生了较激烈的对立冲突。在大数据时代,一种合理且必要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机制,需要构建以公共利益审视必要信息的合理范围,以比例原则实现理念目标与规制手段的均衡,考量具体情境更新必要原则的实施机制,推动必要性原则在大数据潮流中超越升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双重目标。     

不动产附合法律效果分析——以在他人土地上修建建筑物为视角

在他人土地上修建房屋是否构成附合,应区分建筑人的建筑行为是否有权源,如有权源则建筑物成立单独的所有权,反之建筑物和土地发生附合。附合发生后,在确定合成物的归属时,应该考虑建筑物和土地价值比的情况下,兼顾附合人主观心理状态,在建造人善意建造时,赋予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优先选择权。     

FDA药品准入监管及其后果--对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立法的启示

美国FDA对药品的严格准入监管提高了上市药品的安全性,但也抬高了药品价格,遏制了市场竞争,阻碍了药品研发,延误了危重病人的治疗。汲取FDA监管的教训,中国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立法时,不应单纯追求过高的安全标准,而应综合衡量特定食品安全标准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采取信息披露监管和强制标准相结合,即以促进信息披露为主要制度基础,着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在企业和消费者对食品品质进行判断的信息不足、食品安全潜在危害后果重大等情况下,则应由政府实施强制性安全标准。     

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

自清末修律以来,关于法官惩戒的思考与立法实践一直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模范中西,斟酌损益,制定了一系列的惩戒规范,构建了独特的法官惩戒制度.根据《公务员惩戒法》,法官惩戒的启动权属于监察院,审议权属于司法院内设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两者皆有严密而公正的程序,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我国当前尚无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反思这些历史资源,可以为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养分.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为什么法律监督要有更优越的地位?

监督和制约是防范权力滥用的两种制度模式.监督和制约的区别在于,监督是外在的,而制约是内在的.内在制约能否成功取决于权力的平衡,外在监督能否成功则取决于监督者是否拥有更优越的地位.法律监督是中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根本功能的定位,这就决定了法律监督机关比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当前,强调法律监督地位的优越性并不是要刻意去创造什么新的政治地位,而是要充分确认中国宪政框架中已经形成的法律监督地位的优越性,切实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建设.这是确立法律监督权威的关键以及法律监督的迫切性之所在.     

关于非监禁刑适用情况的调研

近年来,许多国家在刑罚理念和实践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以社区矫正为基础的非监禁刑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目前,在世界很多国家中,社区矫正模式的非监禁刑已经成为刑罚执行的重要方式,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也越来越多,在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在监狱中服刑改造的罪犯人数,成为与监禁矫正并列的刑罚执行方式。非监禁刑具有诸多优势,不仅可降低刑罚成本、缓解监狱爆满的压力,还可以避免监禁刑的易感染性,从而提高改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