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职业、生活方式、社会身份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市民化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强烈愿望,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中国特色,对象是农民工及其家人,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是主要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任务。     

困境中的抉择:农发行的功能定位与改革趋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处于深化改革的十字路口,其成立和发展轨迹具有特殊制度背景:既弥补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又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强收购资金管理之需。在探讨了其特质——政府补偿下投资于农村准公共领域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确定其市场定位是"建设新农村的银行",现阶段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取向:总代理农村政策性业务及承担担保和资金批发业务;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运行机制;营造良好运营的法治环境。     

农地新政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农地流失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未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关键在于,模糊的农地制度安排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供给,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则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需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及其"土地财政"而以农地资源的广泛流失与浪费为代价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精神实质与政策指向,旨在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及其政策硬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十一五"时期我国物流产业发展趋势

“十一五”时期,我国物流产业将呈现快速发展之势,本土物流企业发展的重点将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第三方物流将有较快发展。同时我国物流产业的管理应该是政府和行业协会相结合。     

制度多样性及协作的HLM模型：合法性视角——以海南省DZ市QBL村的村委选举制度为例

在理论层面阐释合法性与制度多样性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以一个村庄的村委会选举为个案,考察了村委会选举在合法性压力下的不同层次的制度选择,分析了多样性制度如何与组织结构相结合形成整体性的制度安排,提出了合法性压力下的制度多样性协作机制及HLM模型,阐明了制度多样性有利于分散合法性压力的观点。     

“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系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务农劳动力具有替代与挤出效应是学界的一致共识。但作为改造传统农业重要力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其本身所具有的革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功能并不被主流文献所重视。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农机外包服务对农户务农劳动力和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不必然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具有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在村庄层面，机耕服务的改善将显著抑制劳动力外出务工。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解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正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改造传统农业并深化其分工的功能，决定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非是单纯地挤出劳动力，反而会拓展农村就业空间。由此强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村与城市争夺优质劳动力的重要策略。     

燃气安全自闭阀设计与流场分析

以广州 20个经济联合社(行政村)为例研究村集体公共支出结构的效率，通过构建模型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支出结构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幸福感与公共服务支出和分红支出呈正相关，与经营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呈负相关，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最显著；集体经济水平在公共支出与幸福感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村民幸福感并未随公共支出同步增长，经济水平低的村社公共服务支出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更大。应根据集体经济水平确定公共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支出类别，严格控制行政管理支出比例。     

农地流转市场化中的耕地抛荒

发展农地流转市场被认为是减少耕地抛荒的重要举措,但农地转入主体往往对细碎偏远地块缺乏兴趣,这是否会诱发新的耕地抛荒值得深入探讨。利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耕地抛荒的影响。结果显示,农地转出户更可能抛荒耕地,致使耕地闲置荒芜。当村庄存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农地流转诱发的抛荒将进一步加剧,而村集体组织实施的流转则有助于缓解该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机服务发展增强了农地流转对抛荒的激励作用,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也使得耕地抛荒问题更为普遍,这是由细碎偏远地块的作业成本高造成的。随着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细碎偏远地块更容易被市场放弃,应重视公共干预在农地配置和高效利用中的积极作用。     

生于忧患：毕业遭遇经济下行与员工工作绩效

短期的宏观环境因素可能对个体长期的职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当前,毕业遭遇经济下行对个体工作绩效具有何种影响仍知之甚少。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我国某大型高科技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个体在毕业时遭遇经济下行对其后续工作绩效的持续影响作用。基于该高科技企业2014—2018年人力资源档案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毕业没有遭遇经济下行的员工,毕业遭遇经济下行的员工总体上具有更好的后续工作绩效表现。调节作用检验表明,该效应在员工毕业于名校、团队同事绩效更好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但随着其职业生涯的延伸,则会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1)当员工毕业遭遇经济下行的广度和深度越大时,毕业遭遇经济下行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程度也越强;(2)当员工毕业遭遇经济下行时,其在后续职业生涯会更主动地寻求职业培训。本研究从个体烙印的视角揭示了毕业遭遇经济下行作用于员工工作绩效的路径和边界,拓展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微观影响研究,并丰富了烙印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为员工职业发展与管理、企业人才策略制定提供重要启示。     

社会化服务能否促进农户林业生产要素的投入？

基于全国6省（区）203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以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为例，运用内生转换模型，探寻分工深化背景下的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基于反事实假设，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户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比未采用组提高了0.0836。分项而言，农户若不采用服务，林业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将分别下降2.2607、0.4692。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该服务对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能显著提高农户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水平，西部地区则完全相反。同时，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总体、采用组和未采用组的要素替代弹性分别为0.5210、0.4570和0.5960。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能显著激活农户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水平，但采用单一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并不能达到节约资金或劳动力投入总量的目的；为了匹配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农户往往会选择追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量，以达到要素配置最优水平。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林业建设水平，提供符合农户现实需求的林业社会化服务，缓解现实中农户经营林业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