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到机制：农村协商民主的生长过程与局限——来自苏南某村庄的案例

【】农村协商民主对于扩展村民有序参与、促进村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学术界多数从静态的视角观察乡村协商民主,而忽视了其在农村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期间乡村治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苏南某村庄的案例提供了动态分析的视角。分析表明：农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一个从治理工具到治理机制的发展过程。协商民主在最初阶段作为治理工具被发明出来,用以化解乡村矛盾；而后在基层政府推介下扩展功能、完善机构,发挥信息沟通、有序参与和协商村务的功能,成为治理机制。同时,农村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表现为在结构上实践与法律相脱节；在运行中威权引导盖过民主协商。学术界与实务界需要在肯定乡村协商民主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过程中优化改进,克服局限性。     

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综述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农村农业发展的战略统领。通过对2017年10月到2018年5月发表的5137篇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乡村振兴研究文献存在文献数量迅速增长、研究内容相对集中、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研究热点密集聚团等特征。在分析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该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存在问题及其未来演进趋势。     

近25年来我国道教研究的现状分析——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1-2015）及其学术成果的研究

为探究我国道教研究近年来的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本文以1991—2015年期间立项的190项与道教研究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458篇成果论文为研究对象,从项目信息、成果信息、研究热点、相关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计量分析,全面地展现我国道教25年的研究与发展的状况。研究表明儒释道三教关系、道教史、典籍研究与整理等为道教研究的热点;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为我国道教研究的重镇;《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是刊载道教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论道教的洞穴信仰》、《论道教与科学》等论文被引用频次最高。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     

康德反对基督教吗?

长期以来,人们对康德的道德宗教与基督教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坚持"传统性诠释"的一方认为,康德的道德宗教是反基督教的,理由是其思想中理性的、普遍的以及纯粹道德的信仰与基督教中启示的、特殊的以及历史性的信仰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与此相对,主张"肯定性诠释"的一方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断言,基督教中的教会信仰对道德宗教中理性信仰的确立具有导引作用,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由康德对基督教典籍《圣经》的诠释来看,人们将会发现前面两种解读各有不足,道德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彼此冲突的,也不是相互包容的,而是一种对话关系,即尝试在以理性方式解读基督教的过程中,查勘理性神学与圣经神学、纯粹道德与历史信仰之间的张力与对话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进而为构建道德宗教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路径。     

多元现代性视域下乡村协同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格局不断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向转变,但在转变过程中仍面临着政党整合能力弱、协同关系不均衡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艾森斯塔特在多元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发展理论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新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同样也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提供新的解读方式与崭新的实践方法.     

乾隆以工代赈思想产生源流考

乾隆是我国古代以工代赈思想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其以工代赈思想既源于对前人相关思想成果的继承,更多的是对有关灾情、民情和国情等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产物。作为乾隆荒政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以工代赈思想,也是他实现“持盈保泰”这一施政终极目标的思想成果之一。探讨乾隆以工代赈思想产生源流问题,有助于学界洞察和了解其形成轨迹和发展历程,进一步丰富我国工赈思想文化的理论宝库。     

脆弱性与风险:农民工人生风险的另类分析

当下对风险社会的研究逐渐从整体主义转向个体主义。在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下来考察农民工人生风险问题,发现存在着"个体的风险差异"和"风险的个体差异"。究其原因,这与农民工群体的脆弱性有关。通过分析农民工脆弱性的暴露、天生弱点、结构性脆弱、防备能力不足和缺乏反应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表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措施,以降低农民工脆弱性,提升其防御和化解人生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