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共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与政策演进

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与政策经历了四次转变:第一次,建国前后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城市偏向政策;第二次,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城市工业发展受阻,工作重点被迫转向农村发展乡村工业;第三次,改革开放时期借鉴农村改革经验推进城市企业改革,探求城乡互动发展之路;第四次,新世纪走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之路。回顾和梳理我们党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与政策,有助于我们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道德学习共同体:当代德育的情境构建

当代德育不可能再通过自上而下压制与服从型的传统德育模式来开展,而必须依靠构建一种道德学习共同体,以促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平等主体进行道德对话和交流,并最终使对话各方获取尽可能大的道德共识和理解。道德学习共同体无论在成员结构、成员内部达成相互理解的方式,还是成员的身份形成方式,都与传统共同体有着根本的区别。为了确保道德学习共同体的建立和维系,共同体内部有必要达成和确立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些伦理规则。道德学习共同体的构建还必须充分发挥教育者主体的价值引导作用,促使受教育者主体在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中增强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胜利和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陕甘边革命根据的创建和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干部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及其构建

干部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研究是新形势下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重要课题。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目标要求,建设符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性"思想为指导,确立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的总体原则;以"制度伦理价值的引领和教化作用"为逻辑,建立和完善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支撑体系;以"制度伦理价值的约束与惩戒作用"为核心,建立防止"好人变成坏人"的监督与惩治体系。     

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逻辑结构与互动——兼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已开始清晰显现,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日益凸显,只有厘清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并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合作,才能够充分协调社会成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有序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也是社会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我国,农村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农村经济现代化、农村政治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     

新时期如果保障司法公正

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三者兼备,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与理论阐释

城乡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城乡关系经历了一个城市主导-农村主导-城乡统筹的演变过程.发展经济学跟踪研究了整个过程并形成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著作,系统地回顾和分析这些文献,对促进我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后物欲时代大学生道德困境解析与路径选择

后物欲时代大学生的道德困境是:个人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意识缺乏;享乐主义盛行,对未来迷茫困惑;功利主义盛行,缺乏人文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淡化;言行常常表里不一,人生价值评价标准呈现双重性.这些道德困境的产生,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又有大学教育和大学生自身特性等原因.只有在全社会引导青年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尊重世界多元道德价值观,认同本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并且在高等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调整,通过对大学生自主、自律的道德教育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认知和选择,才能重构后物欲时代大学生的道德价值体系.     

“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

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纵观学术界现有对“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的理论成果,主要存在对“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认识不统一,对“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有争议,对“红色资源”的核心词把握不科学以及没有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概念界定中应有的地位等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对“红色资源”的概念作这样的界定：“红色资源”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造和形成的,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发利用,且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