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的构造特征

宗室是皇权专制的产物,研究宗室的构造特征对于研究东方封建主义和中华帝国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汉晋到明清,宗室族群的构造遵循大体相同的原则,即尊奉开国皇帝之上的某位先祖,向下突破五服框架开放边际,服属远近只是配置利益的尺度,绝非辨族的基准.历朝大举扩张宗室规模,旨在“广帝宗,重磐石”,求得江山社稷千秋万代.     

东汉时期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特点

东汉中央政权对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体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治理方面,但数量不多,同时,更关注对水利工程的管理,因为考绩制度的要求、农作技术的发展,地方官员对水利工程的修建十分重视。这类水利工程多是由旧有工程改造而来,并多集中在东汉前期。民间豪强修建的水利工程比较普遍,在规模和功能方面与政府所修建的并不相同,并且他们试图要染指地方公共水利工程。东汉经济形态的转变,豪强势力的逐渐扩张和经营形式的变化,依附关系的发展,以及政局的混乱等均是东汉水利工程格局的成因。     

谈齐“左掌客亭”陶玺———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亳”的字应是“亭”字

文章对文雅堂所藏一枚陶质齐系官玺作了考察,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亳"的字应是"亭"字,这枚齐系官玺之印文也应该是"左掌客亭"。     

北魏孝文帝改革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考

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实行爵位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便是确定新的诸王爵位封授制度。孝文帝规定道武帝直系子孙才可以拥有王爵,对宗室王、异姓王采取降爵措施,并且,实行虚封爵与开国爵等级一体化以及爵品与官品合一的措施,在制度上确立了王爵为最高等级的爵位。为确定封授诸王食邑的标准,制定了亲疏世减法。在诸王的封地设置内史和王官进行管理,因而,形成郡、国并存的局面。由于诸王爵位封授制度的制定,使诸王成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特权的阶层。     

《词学季刊》与新旧词学的转型

《词学季刊》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词学研究专刊,体现出明显的新旧词学研究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遗著”、“词话”、“词林文苑”等栏目所刊发的词话、词集序跋等属于传统词学批评的范畴；“论述”、“专著”所专载之词学研究的新著论文与专著等,则体现了新词学研究的开拓.在作者队伍的构成上,以夏孙桐、张尔田等人为代表的旧式学人与以龙沐勋、夏承焘和唐圭璋等人为代表的新词学领军,也明显体现出新老并重的转型期特征.     

战国时期燕国诸制度稽考

在本文对战国时期燕国的官制、郡县制、俸禄制、兵制、刑制等制度进行了详细 考究。燕国官制分为政事职官和军事职官两大类，政事职官有相、司徒、司寇、司工等２０余种， 军事职官有将和司马。燕国的都郡县制设置较晚，郡守、县令均由燕王任免。燕国任用官吏，是采 用俸禄制的形式，任免官吏，是以玺印凭证．燕国有左、中、右三军，燕王还有自己的禁卫军。燕 国有监狱及劓、刳腹、刳肠、斩、截等刑法，颇为残酷．     

朱熹童蒙文献的理学传播意义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结撰的数篇童蒙文献,在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与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编撰是程朱理学体系文本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了理学的规范读本,摆脱了理学家思想言论散见于书信、语录、文集之弊,十分方便人们对理学的学习,有效地发挥了理学传播的功能。朱熹的童蒙文献化繁难的理学思辨为简明的诗句,将深奥的理学内容分解为朗朗上口的诗句形式教育学生,增强了记忆性和流传性。作为理学启蒙读本,朱熹的童蒙文献不惟适合儿童,而且适合于各种年龄层次文化水平低的广大民众,加强了其理学传播的广泛性。朱熹的童蒙读本理学色彩浓郁,对儿童成长熏陶甚著,加重了其理学传播的深刻性。朱熹童蒙文献对宋代及后世理学类童蒙读本的撰修影响颇大,增强了其理学传播的深远性。     

论《公羊传》复仇思想的特点及经今、古文复仇说问题

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仇问题,已有多名学者作过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复仇思想的渊源、性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进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保存古代复仇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特点也与一般历史文献有别。虽然有人对它的复仇思想进行过讨论,但出发点多为经学,而不是史学。所以,本文拟从史学角度对其复仇思想的特点作一分析。 一 本文认为,《公羊传》复仇思想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宣称臣下可以向君主复仇,而这在先秦文献中是少见的。 《公羊传》定公四年云: 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仇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     

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

《新唐书·艺文志》补录了2万多卷《旧唐志》未著录的唐代著述，关于它的史料来源，以往的研究者单纯把眼光局限于某个时代的藏书或书目，而未能注意到《新唐志》编撰中的一个新现象，即文传杂著也成为它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新唐志》除依据唐宋书目外，也采摭了史传杂著材料，这和清人补文艺文志的作法不谋而合。我们在评价和使用《新唐志》时，必须充分注意它的这一特点。     

北魏出宫人制试探

北魏出宫人制度开始于明元帝时期,此后北魏的各代皇帝大都加以继承,特别是孝文帝时期该制度达到了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所出的宫人,无论是范围还是人数都高于以往.这些宫人多是掠夺来的战败于北魏政权中的女子,此外还有一些宫人是北魏统治区内的平民,由于家人犯罪而被没入皇宫.这些宫人出宫后,或是被统治者安排赐婚,或是回归家中自由婚配.无论她们的归宿如何,出宫人制的施行,无疑对北魏王朝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以及社会的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