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刀与藏天下:《庄子》"大宗师"与"养生主"之政治现象学关联

原创性的疏解方法不同于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文本解释学,它要求对《庄子》文本的疏解本身成为道之疏导,以便达至天道和人事之间的贯通。从这种疏解方法出发来解读《庄子》"大宗师"和"养生主"两篇,可以发现:首先,"大宗师"何以谓之大的关键在于,养生之道本质上乃是"大宗师"篇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其次,通过对"养生主"篇庖丁解牛寓言的政治现象学解读,可以进一步具体地论证"大宗师"和"养生主"之间的政治哲学关联:即"养生主"通过解牛而来养刀的藏刀之道乃是"大宗师"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     

何谓“人在自然之中存在”?——斯宾诺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命题新探

探究人的本性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乃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论题。当许多哲学家以人作为自然的例外、甚至把人视为“王国中的王国”时,斯宾诺莎则鲜明地提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斯宾诺莎这个命题首先意味着“人在自然之中存在”。只有深入剖析“人在自然之中存在”的含义,我们才能阐明“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然并非纯粹由无机的物质所组成并单纯依照机械法则活动,而是一个同时具有内在活力和生机的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生产原则的自然。斯宾诺莎也将其称为神,从而使自然首先呈现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只是作为无限实体的自然的产物,是一种有限样式。无论是人的理性,还是以往被视为人的主动性和自由之来源的意志,也都在自然之中存在并遵循自然永恒不变的法则。然而,人却可以通过理解而达到“心灵与整个自然相结合的知识”,人生的至善和至福也正在于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最终也由此得到体现。正因如此,斯宾诺莎走向了与近代主体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方向,甚至表现出一种反现代性的倾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因而具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     

理性危机与主体重建——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与泰勒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的危机,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思理性和重建主体。在主体重建的理论尝试中,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重构理性,伽达默尔以理解的历史性原则限定理性,泰勒以超越的善联结理性。三者共同揭示了理性在主体重建中所需的交往、历史和超越维度。同时,主体重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成为了一个实践问题。     

对《理想国》中柏拉图正义观形成的思考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重要的著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具有永恒的哲学魅力,是其后的任何哲学家所不能忽视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正义问题。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正义分为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其中国家正义是根本性的,个人正义的实现要以国家正义的实现为前提。国家正义的基础是人们自然禀赋的差异性,同时国家正义的合理性还能从与个人正义的对应性中得到证明。国家正义实现的关键是哲学王统治。国家正义的维持依赖于哲学王统治下的公共教育和公有制度。     

再谈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宗教、政治与市民社会

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一直困扰人类、特别是困扰那些犹太思想家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依旧弄不明白“犹太人”到底指的是一个人种、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古老的语言？甚或就指的是在今天居住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论齐物说及相应治道思想在先秦道家中的演变

在晚周流行的齐物诸说中,道家之说最为系统与深刻,在治道上的影响也尤其深远。道家的齐物观发轫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它首先意味着一种以均平、公正之心观物与应物的基本立场。基于此立场,先秦道家皆主张君主无为而治,以万物自化为至治理想。不过,先秦道家对于齐物内涵的理解及其治道之说也存在着耐人寻味的演变：在老子,他本着“齐物”之心充分肯定了万物的自我成就能力;在庄子,他在顺承老子思想的同时,进而将至治之成描述为“藏天下于天下”,且谓此“藏”是“公天下”的表现;至黄老道家,尽管他们仍不乏包容万物之心和与众共治的理想,但在列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势下,学者对于齐物的理解也逐渐趋于功利化和法家化,以至产生了“齐万不同”的专制之论。齐物内涵和相应治道观念的这种演变,既与道家思想自身演绎的逻辑性有关,也是它对天下趋于一统之势回应的结果。     

从德性身体到伦理秩序——由儒家工夫论开启公共伦理生活

公共伦理生活始终需要人的具身性现象在其中勾连、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心体层向身体的跃迁便无法实现在他人一侧的感发效应,从而个体自身还是隐匿在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中。也就是说,个体在心体消沉、不显的情形下,单凭具身—知觉的经验不可能实现与他人共在伦理生活。这就意味着,身心空间虽然存在,但是却为主客二分格局,进而心体局限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如此,无论公的意识多么强烈,都无法构建起“人我”一体的世界图景。这威胁着儒家工夫论所依循的德性的实践意义。程朱所提供的显仁之法——“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从“人体之”的具身的道德实践理解,充分显示了由工夫所构建的身体现象的统一性,及以之奠立公共化的可能。     

清中期以来的乾元太极论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曹元弼所反对。近代熊十力在清儒的基础上，绾合元与太极，提出“元极”之说，以贯穿乾元、坤元，至此部分地解决了清儒的理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