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右扶风四大家族研究

两汉时期,三辅地区陆续产生诸多豪门大族。其中右扶风郡亦豪门林立。而最著名者莫过于窦氏、耿氏、马氏、班氏。此四大家族皆于西汉中后期由北方各地迁入右扶风,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豪门势族。他们皆有尚武的传统,并渐渐兼习儒学与其它学说。同时,他们皆曾贵为皇亲,权势熏天。他们之间既有亲密的交往与协作,亦有过尖锐的矛盾与纠葛。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两汉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边疆的和平和文化的繁荣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评高人雄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晋政权南迁至隋统一天下260余年间,中国大地政出多门。以北方地区论,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建立者除汉族外,更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这些政权治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风貌,然学界于此期民族文学之研究,迄今却甚为薄弱。言北朝文学,多以数位汉族作家为主,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作为专有地理名词,“长安”本指立都关中的汉、唐等王朝京城,但是进入宋词意象体系的“长安”,除指称本朝都城汴京、临安之外,也被宋代词人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宋词文本出发,通过对宋词中频繁使用的“长安”意象之考察,认为“长安”在宋词中不仅是官场、君恩、文人政治理想、政治名利场以及玩乐之地等的代称,甚至在南宋词中,它也指王朝丧失的北方疆域;“长安”在宋词中的丰富含义及其意义的变化,既与宋王朝治下国运衰微的现实有关,也与宋人对前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     

两汉“通人”观源流考辨

“通人”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降及秦汉,尤其是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人”群体崛起并成为这一时期士阶层的重要代表,对士风、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考察两汉“通人”内涵的流变,可以发现西汉时期“通人”的内涵比较驳杂,其思想渊源来自于儒家、道家、杂家,还未进入一个系统整合的状态.两汉之际,博通古今,打破流俗,挣脱神学羁绊的新的“通人”观已呼之欲出,延至东汉,这一新的“通人”意识得到加强并进一步深化,“通人”已成为士林中品评人物高下的一个重要语汇,愈来愈走向和儒生的对立,进而演绎为汉季的“清通”之风,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

北朝石刻文献记述的佛教活动包括了造像、供养、举行法会和参与公益慈善等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出北朝佛教重视功德的特征.石刻文献反映出不同阶层、性别信众不同的信仰动机.僧侣、居士和士大夫阶层更多是通过对教理的体悟而信仰.武人阶层中,更多是追求果报的动机.对女性佛教信仰记述,大多与其人生际遇和修行行为结合在一起,是对人生归宿的一种选择.这些材料,展示出北朝佛教重实践、重果报的特征.     

宋词中的“春归”

"春归"在宋词中,并非仅指自然界春天之归来或离去,而是一个象喻意十分丰富的意象。历经仕宦坎坷的词人,有以此意象比附仕途顺境之消逝者,有以其寓托政治生命中断后的悲愁与幽恨者,更有以之象喻国运衰颓并婉达于国家前途深重的忧患之情者。宋词幽约含蓄的抒情特色,在这一意象的使用中尽得展现。     

北宋词人诗词一体观成因脞论

北宋词人"以诗为词"创作观念之形成,与作家政治沉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政治险患中泄情之需,使其不自觉放弃"词为艳科"观念而走上"以诗为词"的抒情道路,另一方面,党争政治背景下,作诗实际存在的风险,也使他们自觉改变传统观念而"以诗为词"。     

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与《三国演义》的“变奏”

在＂三国热＂的影响下,三国故事已然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也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开始从日本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三国历史与人物,突破了《三国演义》的固定视角和历史演义写法。在历史小说写作理念上,陈舜臣继承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传文学写法。而在三国历史观上,他颠覆了＂拥刘反曹＂的正统观,从多元标准出发去衡量三国历史与三国英雄。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学术价值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丰富内容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一是,可见顾之藏书情况,祖传、购求、受赠是其藏书的主要来源,战祸、人祸、水祸则是散失的主要原因。二是,可见作者古籍整理研究之设想,如欲将贾服注与杜解、孔疏并读,作《左传析》;搜集纬书各家辑本,集录为一编;又欲把范家相《家语证伪》与孙志祖《家语疏证》合而刊之,以定王肃伪造之案等。其三,有些题记似目录解题,既评书又品人,或褒或贬简洁明了。其四,承载着顾先生的读书历程与情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