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根源

在社会转型及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正受到内外部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的冲击,社会反常现象剧增,意识形态解释乏力;意识形态受众对意识形态怀疑剧增;意识形态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直接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产生并有取代的企图。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危机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脱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与现实利益诉求脱节,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阶级出现潜在危机。     

历史唯物主义人学支点及其出场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创立是以其前提“现实的人”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出场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关键.只有弄清“现实的人”的出场路径,才能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格式塔转变以及思维的“断层”.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在哲学领域的“破”与“立”出发来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的前提的,其实,这只是显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前提的出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与建构过程,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前提出场的关键路径.     

雷锋精神时代内涵的人性基础及其现实意义

雷锋精神伴随着新中国的崛起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其时代内涵的不断丰富表征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持续提升,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时代标签.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全民族共同信奉的道德实践原则,其中必然包含着最为普遍的人性根据.当前中国转型时期践行雷锋精神更加需要凸显人性伦理中蕴含的普遍价值.因此,将雷锋精神提升至以人性为基础的道德法则将成为弘扬雷锋精神时代发展的必然走向.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农村“互联网+反拐”研究

拐卖人口问题是社会治理中的痼疾。虽然学界对互联网在反拐中的作用已有所研究,但对互联网在人口拐卖的重灾区——农村地区的应用仍缺乏足够的关注。借鉴国外经验并从农村实际出发构建打拐网络体系、动员全体村民参与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合力治理是推动农村"互联网+反拐"工作的必由之路。     

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后冷战时代“民主和平论”再审视

"民主和平论"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议题,长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成为美国笼络欧洲、向全球扩张霸权的理论工具。民主制度与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各国、各界解读不尽相同,二战结束后民主国家之间,尤其是美欧等老牌民主国家之间,并未发生战争的事实,的确为西方国家输出民主提供了难以驳斥的借口。从无政府状态下美欧霸权主义的本质、国际权力格局当中美欧实力的不均衡状态,以及基于合作成本与收益计算所形成的政策偏好等现实主义宏观理论来分析,冷战结束后老牌民主国家间的和平,仅仅是现实利益的一致,并非民主制度使然,美欧围绕欧债危机的货币博弈和"棱镜事件"恰好佐证了这一点。     

社会组织竞争的理论逻辑、现实情境与规范化之路

在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有限的社会资源与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的矛盾凸显,社会组织陷入了愈演愈烈的竞争状态。从理论逻辑来看,社会组织竞争难以避免,且有序竞争是社会组织成长发育的动力机制;从现实情境来看,社会组织竞争呈现出常态化、全面化、失范化特征。要规范社会组织竞争,应以公益性、专业化、法制化、市场化为目标取向,从资金竞争、人才竞争、服务质量竞争的维度加以规范,构建社会组织有序竞争机制。具体而言,要以服务为导向,兼顾成本,构建资金竞争机制;以薪酬、机构文化和发展空间为导向,设计人力资源竞争机制;以服务效果和示范作用为导向,构建服务质量竞争机制,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竞争的规范化。     

梁启超关于名辩、逻辑与因明的比较

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主张并非始自今日,但近年来这一主张却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当今秉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既有承继以往学术界类似观点的一面,又有基于对近代以来的比较逻辑研究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结论的特点。梁启超是对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首次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他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有逻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翻检梁启超的相关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有逻辑"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化解当今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对20世纪众多学者关于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之成果所提出的挑战,均具有借鉴价值。同时,这种新的回顾,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如何使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呈现新的气象,亦无疑会指出一种路向。     

浅析孟荀在道德主体问题上的一致性

一般认为,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后,荀子与孟子分别执其一翼。应该说,这种定位基本是准确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考察角度,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周代以后,人的理性精神萌发。上迄周公,下至荀子,都在不遗余力地弘扬人的价值。孟子以性善言说人性,兴起人之心志,发人之向善之心。荀子力证善是后天之"伪",而人是善之全部来源。可以说,在确立人为道德之主体这一问题上,孟荀是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