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环境监管法治化研究

在法治政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频频曝光的环境污染事件折射出环境监管环节的薄弱。我国环境监管体制存在主体“泛化”、手段“软化”、责任“虚化”等问题,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必须强调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责任,理顺政府环境监管体系,革新环境监管方式,建立系统有效的监管问责机制,切实推进环境监管法治化。     

未定罪没收程序属性及证明问题研究

为了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定罪没收程序。从立法现状、立法目的以及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来看，设置未定罪没收程序合理且必要。从立法背景、目的、整个诉讼程序、诉讼标的、与犯罪事实的关系以及合法财产保护各方面来看，未定罪没收程序应该是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据优势；作为一项针对特殊案件类型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应适用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证明责任部分倒置。同时，实践中该程序要得到有效适用，须解决案件类型范围与涉案财产范围认定的难题。     

公开审判神秘化反思

公开审判原则在实践中贯彻不力,公民旁听要求未得到合理满足,侵犯了公众对于司法的知情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系因公开审判的真正价值未被有权机关切实体认。同时,法院体系设置存在的缺陷以及庭审规则的不合时宜也恶化了该原则的境遇。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公开审判神秘化现象,进行制度变革,应观念先行。     

论民事立法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法治化建设中首要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公民对私权的确认和充分保护,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长久以来民法理念的普遍缺乏.目前正积极开展的民事立法工作,可以很好地促进民法理念的产生,从而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城市交通拥堵灾害的管理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和进程的加快,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城市灾害,如何治理城市中的交通拥堵问题是城市灾害法律控制研究的重要方面.城市交通拥堵作为现代城市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致灾因子,是城市管理者急需解决的难题.从法治社会的角度而言,城市交通拥堵灾害的治理离不开法律的基础和支持作用,通过各种治理方式与法律的结合,从而有效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灾害.     

浅谈对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的法律思考

养老金双轨制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意指针对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养老金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本文从法律层面对养老金双轨制的现状和改革进行思考，希求从法治层面找出统一改革方向的路径，运用法治力量循序渐进进行改革，最终使“双轨制”成为历史陈迹。     

依法治国背景下都会城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运行机制与改革进路

法制办公室作为各级政府负责法治建设的工作机构的职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其长期以来角色定位的"内部性",其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又显得模糊不清。都会城市法制办因其所处复杂的政治生态和交错的权力场域尤其如此。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制办的工作提出新要求的宏观背景下,应该在准确揭示都会城市法制办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提出符合都会城市特点的改革进路。提高法制办的地位,转变职能,充分发挥基本政府决策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作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控制管理方式的创新——以责任式和契约式管理控制方式为重点

多元化解纷机制应以定纷止争、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已成为当前在诉讼法学界被广泛讨论又颇具争议的话题。本文以责任式和契约式控制管理方式为重点，论述二者的涵义、区别及对于控制管理方式创新的意义，希望对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所裨益。     

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

社会调查制度被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本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运行机制的实践考察发现:社会调查的主体方面,虽然制度规定的职权主体和执行主体都非常多元化,但实际操作与制度规定呈现较大反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方面,受立法对社会调查制度资源配置的有限性影响,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方面,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披露和质证程序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上述机制的存在,使社会调查报告尽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鉴于此,可以优先从社会调查员的诉讼权利和社会调查报告审查程序两方面着手完善社会调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