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动机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西部地区由于环境政策相对宽松,要素成本低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工业园区建设日益完善,再加之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在的市场,因此会吸引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严格执行环境评价与监督管理,科学布局生态工业园,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建立公众参与制度,鼓励公众环保参与,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对股价波动的传递效应分析

中国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长期处于高负债、高杠杆状态。在二十余年的房地产高速发展过程中,高杠杆风险长期被忽视,甚至被认为是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固有模式。在结构化GARCH模型中引入资本结构因素,检验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对股价波动的传递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结构化特征,杠杆乘数与股价波动具有同步性;过高的负债水平并不会提升房地产企业的规模效应,反而会抑制股票收益率的增长。     

易地搬迁破解深度贫困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

加大对深度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是破解深度贫困的重要之策。粗放搬迁、安置包办、只搬不扶等政策偏差,降低了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采集秦巴山区易地搬迁村户的样本数据,对不同贫困深度村户的搬迁意愿与脱贫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贫困深度与家庭特征不同,村户易地搬迁意愿不同;包揽式、唯补贴的搬迁安置方式,忽略搬迁对象的贫困深度及其脱贫需求差异,容易降低脱贫成效,形成“救济陷阱”;相比补贴安置与政策救济,搬迁后生产与就业的接续是脱贫的根本之路。因此,应实行差异性的搬迁规划引导政策,瞄准村户的搬迁安置需求进行精准的安置帮扶;设定安置补贴的有效区间,优化搬迁考核评估;着眼于“脱贫”,开展搬迁安置帮扶,以“减贫”定搬迁、谋发展。     

薪酬分配公平标准结构及其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分配公平标准作为指导薪酬分配的重要原则,会显著影响员工的分配公平感.通过文献回顾、专家法、问卷调查法、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确立了薪酬分配公平标准的6种结构:工作要求律、个体贡献律、岗位条件律、团体绩效律、市场水平律和个人特征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这6类分配公平标准的认知差异均与员工分配公平感显著负相关.在6类分配公平标准的认知差异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的竞争性影响中,"个体贡献律"认知差异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系数最大.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关系：基于司法诉讼的实证研究

伴随工业机器人的加速渗透和广泛应用,劳动关系变革背后的技术性因素日益引发关注。本文通过手工整理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劳动争议司法诉讼案件数据,从劳动关系的视角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虽然在整体上导致劳动关系发生一定程度的恶化,但这种影响因技术进步偏向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不同的企业和劳动者群体中,劳动关系受到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消失甚至出现反转。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给劳动者带来的失业风险,企业下调工资水平和减少隐性福利是导致劳动关系恶化的主要渠道。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深化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经济后果的理解,也为精准评估人机适配状况,进而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政策启示。     

区域合作的机制与政策选择

区域合作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是资源约束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适宜的合作机制是区域合作成功的关键。借鉴欧共体和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成功经验,国内区域合作应从目标机制、动力机制、市场机制、协调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等方面建设。为使区域合作取得成功,区域合作各方应成立一个行使公共权力的共同体,形成区域法律体系,采取激励措施,共享区域发展的成果,并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区域合作的利益,使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公开信息披露会加剧投资者异质信念吗?——以29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近年来,国内外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研究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持有造成了股价的异常波动,找到影响异质信念程度的因素可以更好地预防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并在全球经济体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建立更加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体制。本文以2007美国次贷危机前29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方式,从宏观经济变量、公开信息披露和其他变量三方面分析了导致异质信念加强的原因。本文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样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象";第二,公开信息的披露强化了投资者异质信念的程度,原因主要在于非理性投资者和理性投资者的不同心理活动会在信息披露下进一步分化。本文的分析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监管者需要预防公开信息披露对异质信念分化的促进作用,需要制定措施切实提高投资者的理性决策能力,同时应开展投资者教育以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机制。     

浅析绿色贸易和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的国际潮流已势不可挡 ,绿色国际贸易规范条件应运而生 ,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潮流在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同时 ,也成为孕育绿色壁垒的温床 ,只有分清绿色贸易与绿色贸易壁垒 ,才能顺应绿色贸易潮流 ,冲破绿色贸易壁垒 ,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