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和郁达夫早期小说中“哭泣”意象之比较

在苏曼殊和郁达夫的早期小说中悲戚之态遍布,大量的＂哭泣＂意象是各自文本中特有的言语符号,形成一种既承载悲情怨诉而又独抒个人意识的抒情语言。主人公那喷涌流泻的泪水或是伤感,自伤身世;或是恸哭,前路穷愁;或是怨恨,恨世不争。通过解读＂哭泣＂意象所勾画的悲情视域,可比较出二人身处离乱之世各异的生命体验以及面对思想困境所抉择的精神出路。     

试析反身宾语句的生成机制

反身宾语句生成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身心二分”的“心支配身”认知框架，二是主观移情。反身宾语句有较强的描写性和事件伴随性，主要出现于文艺语体中。     

两希文化中的婚姻观念

两希文化众所周知是指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将这两种文化并举进行分析,或许最早可以上推至托名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在与荷马比较举证时,作者举了<旧约>里上帝创世的例子:"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地,就有了地."<创世记>里上帝其实没有说过"要有地,就有了地."不过上帝的崇高,自然无人可出其右.作者称上帝为犹太人的立法者,不是常人,而是以神的心灵构思而且表达了伟大的观念,所以他是崇高的典范.以<旧约>来比较荷马的传统,可见,早在公元1世纪,就见诸希腊文化的经典著作了.     

在讲故事背后——莫言《讲故事的人》读解

中国作家莫言在其被称为诺贝尔讲演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文学创作及制度与个人的种种问题。文章由一系列故事组成,其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母亲,里面的五个故事,揭示出莫言的作家人格,是在母亲给以的向上(向善)的血缘力量与现实影响中向下堕落的人性力量的持久较量之中成就的。第二部分则表现了莫言创作所代表的理想倾向,乃是有异于诺贝尔文学"正统"的来自生命本原和民间大地的理想,它延续了拉伯雷、左拉、马尔克斯等一系列优秀作家的传统,亦为中国作家的生存智慧和岗位意识所决定。第三部分的三个故事分别代表了人如何求真、求善、求美,体现了莫言对于个人与集体、个人的价值和宗教的思考,是一种自我"故事"与道德担当的结合。     

纬书与汉代民俗文化

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关于汉代民俗文化的记载.纬书中的民间诸神有天神、自然神、动植物神、器物神、器官神等.纬书中的民间巫术有辟邪、驱鬼、求子、除害等.纬书中保存了不少民间生活信仰与禁忌资料,如衣饰、饮食等.纬书中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汉代民间神灵信仰、思想理念、生活习俗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时期汉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汉语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全球兴起了汉语热,中国境内涌入大量留学生.汉语发展应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大力加快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信息自动化的步伐,以科学的态度正视现今出现的新兴语言现象,建立科学、系统的汉语语言学理论.     

“法国理论”在法国

“法国理论”可以理解为经过美国包装后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今天它在本土所遭遇的反思命运,也还是带着当年“美国化”的印迹,包括《法国理论》等法国学者的相关著作,被译成英文后又反馈法国,进一步促成了未必是强弩之末的“理论”话语.反思中的一个共识是理论不宜反客为主,不能替代文本和作品分析,当然后者已不复拘泥于从泰纳到朗松的文学史视野.甚至,“法国理论”被认为是批判有余,人文维度终有缺失,所以福柯、德里达这些批判大师的著作,至今还没有走进法国课堂,成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但反思中的另一个声音同样值得注意:理论是谦卑的,因为它说到底是要给人性的弱点做出解释.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是今天来谈“法国理论”,并不是怀旧哪个业已分崩离析的黄金时代.脱离具体语境的新术语泛滥诚然不足称道,然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理论”,如今或正当其时.     

诗与史的冲突和平衡——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考论

《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作为李白的一首自传体抒情长诗,记述个人经历和评价历史事件,与实际多有出入。诗人的创作活动都受到特定的对象、环境、动机的影响,突破事实本身的限制,寻求艺术上的平衡。这说明经过诗人主观改造过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并非一一对应,诗人的创作过程也是对历史进行个人化重构的过程。藉此可以深化对李白诗歌的理解及李、杜基本分野的认识。     

群分类聚 攻心扼吭——对《斐德若》中诗歌分类的思考

苏格拉底把诗歌划分为属人的诗歌和属神的诗歌两类:第一类型诗歌是通过技巧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再模仿,由于这类诗歌是技艺型的诗歌,诗人被划分到第六等级之中;第二类型诗歌则是凭神附的诗歌,诗人凭借着神的临幸创作出优秀的诗篇,这种诗歌是诗人在看到理式世界后浑然忘我创作出来的,相比于第一种类型的诗歌它显然具有优越性,诗人被划分到第一等人中。与哲人的迷狂不同,哲人的迷狂是他人看起来的迷狂而自己的清醒。苏格拉底这种对诗歌的划分,不仅符合了哲学的特性——在讨论之前首先要对某一事物进行定义分类,而且为以后对诗歌的逐次批判奠定了基础。     

关于太平军的两个问题

太平军造反十几年,主要活动于南方几个省的一些城镇,并没有统一全国,局部的军事占领不能称为国家;国内绝大多数百姓和国际社会也都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权,因而不应照其自称的“国号”作为正式的称谓。国外的有关著作,绝大多数称之为叛乱,即使奉之为“革命”,也没有视为国家,今后不应继续将太平军叛乱（或革命）译为“太平天国”。《赋情汇纂》是清方人员编撰的情报汇集,在当时有很高情报价值。《李秀成供词》是太平军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秀成被俘后,出于多重目的而写给曾国藩看的,与前者在时间上正好衔接。（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测是英国人伍士礼1861年在南京观察一星期后,写给英国公众看的长篇报道。三者写作意图不同,都是了解太平军真相很重要的史料。应当尊重史实,走出美化“农民革命”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