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视角下妇女解放的多重维度审视

人权是人依据其自身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1993年第二届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是普遍性人权当中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文件确立了妇女人权在人权中的地位和意义,标志着妇女人权概念正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中国妇女解放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举的一面旗帜,更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的主流话语。从人权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妇女解放的内涵可以看出,妇女解放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政治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几个层面。目前我国仍然处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之中。     

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

作为政治自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民族的自觉,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具体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样式也各不相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本身即蕴含着国族资源,且系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实现了由国族建构引导诸民族自觉的基本传统。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网络化时代,面对诸如单一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及非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及困扰,中国尤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明确国族话语,积极引导民族自觉,在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及其人类文明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范式转换与实践理路

人工智能构建了大学生劳动教育客体的学习空间,促进了大学生劳动教育介体的系统整合,带动大学生劳动教育环体的深刻改变.传统的"接受型"劳动教育范式难以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因此,推动大学生劳动教育范式转换显得十分必要.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劳动教育施教主体,拓宽了大学生劳动教育接受途径,改进了大学生劳动教育接受内容,这为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范式转换提供了可能性.基于此,我们要促成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心理接受,优化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接受过程,提升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接受效果,从而实现传统劳动教育范式向接受型劳动教育范式的转换,推进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创新发展.     

从"国家方案"到"微观方案":五四时期陈望道青年思想研究——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视角

陈望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关键性人物之一,陈望道青年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流.在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从"总体解决"的维度提出了近代中国青年解放的"国家方案",其核心要义在于把青年解放系于国家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前提之下.陈望道在秉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青年解放的制度性障碍是旧式婚姻制度,青年解放的基础在于冲破传统家庭对青年婚恋的束缚,让青年获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就是陈望道关于青年解放的"微观方案".陈望道青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早期发生域,并在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展现出全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区块链技术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优势、挑战与路径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迫在眉睫,但网络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落后,治理工作面临治理对象局限于网络空间、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网络法治体系尚待完善等主要问题.区块链技术所包含的时间戳技术及其可溯源防篡改特征、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其共识机制、智能合约技术及其自动化特征将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区块链技术具有一定的限度,其所包含的匿名性问题、去中心化特征、代码治理模式将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带来监管机制、传播机制、立法机制的挑战.对此,必须坚持开发区块链技术与监管区块链技术的结合、区块链技术与战略性前沿技术的配合、区块链技术赋能与党的舆论工作的融合,构建全方位、全天候、多层次的网络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系.     

“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

“第二自然”作为用来解释人类自身创造的外部环境的范畴,其内涵应该是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卢卡奇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第二自然”概念,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全部商品化、物化的效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展开,“第二自然”的内涵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就当下社会生产和生活而言,数字化的社会存在已然具备“第二自然”的属性。“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于通过更新卢卡奇的物化现象来展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第二自然”的新内涵及其社会效应。在充分挖掘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第二自然”概念对于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意义的基础上,既能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也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独有特征。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逻辑学还是伦理形而上学——费希特伦理学的“知识学原理”研究

费希特《伦理学体系》是按照其知识学原理写成的,按一般理解是知识学原理在实践领域即伦理生活世界的应用。但是,如果知识学原理本身是个不关涉实践的单纯概念的思辨,它又如何能有向实践应用的规范有交往性呢?本文由此疑问出发,探究在国内外学界很少得到深入探讨的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同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不可被理解为单纯的逻辑学,而只能被理解为伦理的形而上学,才是有规范的有效性。由此试图得出的结论是,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本身,只有从本原的实践,即本原行动出发,才使得它作为形而上学成为可理解的。     

陕甘宁边区婚姻观念的变革:历史语境与价值指向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对积累局部执政经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婚姻改革使现代婚姻理念深入基层,在人民群众中逐步确立崇尚劳动、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价值理念,彰显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自觉、坚定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自为、坚守使命初心的历史自信。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婚姻观念的变革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解决中国问题的生动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