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营利组织税法体系的构建

非营利组织应当是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特质及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缺陷，应严格区分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对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采取差别税收政策，细化免税政策，避免税收优惠被滥用，改进捐赠税收制度，构建适合非营利组织的特殊征管制度，强化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     

李白人格精神现代价值论略

李白的诗歌作品是展示其人格精神的重要载体。终生不渝地坚持信念理想、关心社会且勇于批判现实、积极进取、坚持个性独立、真诚热爱大自然等是李白人格精神的基本表现。这些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鲜明特征，对促进当今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议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合跨文化教育的问题

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分析了当前跨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必要性,并对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化教学,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综述——途径、规模和影响因素

短期跨境资本,也可称为热钱或国际游资.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其大规模流动一方面扰乱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另一方面威胁着我国的金融与经济安全.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以及当前的人民币升值时期,国内学界掀起了两场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大讨论.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流动途径、流动规模以及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等方面.本文拟对诸观点进行深入评述.     

现金股利政策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股利“替代”模型和“结果”模型之辨析

股价的崩盘严重干扰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也损害着投资者利益和公司价值.因此,探寻防范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实证考察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分配水平均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以会计稳健性水平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强了现金股利分配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敏感性.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是公司治理改善的结果,从而支持了股利的“结果”模型,而非“替代”模型;同时也为现金股利政策与股市风险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了增量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和防范股市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产业多样化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京津冀各地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指标将产业多样化分解成相关和无关多样化,考察了京津冀各地市的产业关联特征;然后在传导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的相关和无关多样化对京津冀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不能笼统地说产业的相关或无关多样化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应当结合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来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间京津冀各地市无一例外地表现为产业的无关多样化水平高于其相关多样化水平,但是三地的相关多样化水平均呈上升的趋势;产业的无关多样化明显有利于地区的经济稳定,但是以钢铁工业为主业的相关多样化对京津冀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实证分析结论既与理论预期一致,也和产能过剩的现实相吻合.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与集聚态势的实证

文章在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构造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对生产服务业集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行为符合理论预期,但制造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与理论预期相反.通过采用地区平均集中率和空间基尼系数,进一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态势进行分析,发现天津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程度较低.     

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2002-2014年季度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方法,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中央银行资产规模的波动都是经济增长波动的格兰杰原因.     

基于非参数分位数方法对金融风险的研究

文章提出了使用非参数密度分位数方法来计算VaR模型.此方法完全由数据驱动,不需要设定新息项的分布,并同新息项服从正态分布、T分布和GED分布计算的VaR进行对比,得到了比较理想的结果,从而为金融风险研究提供了较有效的参考方法.     

如何恰当地界定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范围

在简要考察美国商务部和OECD等国际组织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方法及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官方界定的高技术产业统计范围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对能否从高附加值、高成长性和高效益等特征出发筛选高技术产业以及如何恰当地界定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研究结果认为,应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整体的技术水平出发,以"R&D经费强度"和"科技人员比重"二者之一高于中国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为标准,确定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