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荒诞与“和解术”构型 ——《送我上青云》叙事实践与文化意蕴论析

电影《送我上青云》从现实主义创作视角出发,运用反讽手法展示人物“青云路”上的困顿与挣扎,以荒诞手法反映让人无处遁逃的悲凉现实,以“和解术” 构型显现灵与肉、自我与他者的相处之道,其在演绎当下中国人生存的困境和障碍时,直击现实生活中矛盾和痛点,饱含着导演希冀从精神困境中突围、从物质惯习的胁迫中逃离出来的精神诉求。通过使用中国古典写意手法和符号,这一精神诉求表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为反思现代文明的症结提供了一种参考。     

疑问句的判断语义强度与非事件性质表达

不同类型的疑问句的判断语义强度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形式现象结构和事件结构。作为完句成分的疑问语气约束不同结构形式的相同的非事件性质表达。不同结构的选择跟信疑度值的大小有关,说明现象结构和事件结构构成的疑问句有着典型性程度的差异。     

山水风情与美的书写——王兴舟散文艺术略论

在河南地方作家的散文创作中,豫北作家王兴舟是别具特色的一位.他的散文写乡土状山水,优美雅致,别具一格,在白描手法的运用、意境的营构、韵律的创造等方面尤其出色.文章对上述诸方面展开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与探讨.     

古人谥号论略

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人死后的一种特殊名号,是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谥号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避讳；二是为了区别尊卑,建立等级制度；三是为了惩恶劝善,维护封建礼教.谥号用字分美、恶、平三类,一般根据死者的是非功过来确定,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谥号源于周,废于秦,复行于汉以后的各个朝代,辛亥革命爆发后,伴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终于油尽灯灭,寿终正寝.     

粘合与结构的词汇化

粘合和组合是两种普遍的语言结构方式，粘合可以是两个直接成分的粘合也可以是两个间接成分的粘合。结构的词汇化必有粘合的前提，结构词汇化的结果是句法词。句法词的两个源结构是粘合式结构和跨短语粘合结构，粘合式结构词汇化结果的前提是由义位组合整合为相应意义领域的一个义位，跨短语粘合结构词汇化的结果往往伴随着结构形式性质的改变：通常是原动词短语性质向非动词词性演化。     

鲁襄公时代的《诗》结集研究

《诗》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在鲁襄公时代,“二南”“三卫”之外的列国《风》诗正式进入《诗》文本,但各自独立存在,与《雅》、《颂》并列,后被孔子归入《邦风》,形成今本《诗经》的基本结构。     

道教文化对刘秉忠诗词的影响

在金末元初文坛,刘秉忠是一位特色独具的文人。他身为忽必烈政权中重要的辅佐之臣,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他不仅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把道教教义身体力行地运用在现实人生中,他的诗词中处处洋溢着道教文化与情怀,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与特质。     

格与话份:民间中国的等级意识——韩少功《马桥词典》选评

“格”与“话份”是民间语言,是马桥农民对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的一种指称；“格”与“话份”体现了民间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其实质是民间中国的等级意识,是拜权意识；对“格”与“话份”的描写与阐释体现了韩少功对民间中国拜权意识的揭示与批判.     

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协奏——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嬗变

中外文化语境的不同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他们既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随着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中,他们借助理性的力量,以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展开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他们是中华民族特具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及其生存价值和西方现代理性密切交织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范型。     

闻一多与中国古典诗学

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与理论家,其人生理想与文艺观念接受了诸多外来的影响,但在其思想感情和诗歌创作批评实践中,本土的、民族的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闻一多的新格律诗创作和理论倡导、对诗艺和诗美的经营与追求,诗歌中的爱国情感和悲悯情怀,都直接承传了中国古典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