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南边疆历史的动态呈现及方法论价值--基于《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一书,从明代西南地方社会本身出发,通过僧人、士人与土官三种不同人群,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大理地区各阶层适应明王朝相关政策、维护自身利益并重构本民族地方势力的过程,展示明王朝与大理地方社会之间在合作与冲突之中最终达到相对平衡与稳定的曲折、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典范民族史”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视角,本书以地方人群为关键因素,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所经历的各种历史事件,凸显各民族交通、交流和交融的的历史现场,说明发掘和还原边疆历史、社会自身的复杂性的必要性,有助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实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而从地方社会历史出发,动态展现某一地区有关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也能为提高民族工作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帮助。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长安陷落前后杜甫行止考辨

《往在》云：“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此诗表明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杜甫正在长安城内，然杜诗旧注均以为杜甫斯时已携家逃难至鄜州羌村。今检杜诗可知，杜甫于天宝十五载五月中下旬即开始携家往北逃难，途经白水、彭衙、三川，至六月上旬已抵达鄜州羌村。长安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后沦陷，从时间上来看，杜甫完全有可能在叛军攻陷长安之前由鄜州迅速返回长安。若能确认杜甫于长安沦陷时正在长安城内，则《新唐书·杜甫传》所谓“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完全不能成立，身陷长安的他不可能由鄜州北上投奔灵武，亦不可能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此外，通过杜甫在长安陷落前后的行止亦可证《避地》诗乃是出于后人伪托，并非杜甫所作，《月夜》诗的创作时间亦可由八月前移至七月。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花果飘零之上的太和世界——唐君毅跨文化传播思想探赜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得唐君毅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兼具开放与保守的双重性质，“心统文化”的文化认识论为其跨文化传播思想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其思想强调“文化整体性”，希望中西文化“相互取资以开新”，最终构建“太和世界”这一跨文化传播的理想图景，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若合符契。另一方面，唐君毅认为跨文化传播应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底，要求以“敬意与同情”的态度对待本民族文化，走出一条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唐氏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虽对当下跨文化传播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尚有偏狭之处，后人应以去粗取精的态度对待之。     

道、理与普遍性超越

人的自然生存产生于人心，或为气质之心，或为自然意志。这种原初的心灵往往导致自然的或私意的行为。为了将自然人的生存整合为整体，人类发明了道德规则如道。道德规则通过法则的形式规范了人的行为并由此将人类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为了替道德规则进行辩护，理学家提供了超越之理，并据此证实了道的合法性。超越之理的出场将人的自然性转变为超越性。这种转变便是哲学中的超越。通过普遍之道与超越之理所组成的普遍存在，人类从自然人转变为道德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普遍性超越最终依赖于个体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