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真道哲学的心性超越旨归

全真道哲学以心性超越为旨归。其禅修观认为,执著于打坐的形式是无用的,修道的关键乃在于心的清静、慧悟;其经书观认为,读经不能以记诵为能事,而应当探意、采趣,即依心了悟文字背后的精神旨归;其丹道观认为,炉灶之事不是修道的枢要,修道的关键在于心地的"清静"。     

马克思的劳动分配正义研究

社会正义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使人们对分配正义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近代社会以前的正义主要是政治权利分配,而不是财富分配,我们现如今理解的分配正义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配正义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批判和超越,具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关注马克思的劳动分配正义,根本的目的在于把人的政治存在建立在生存的必要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非功利性的德性概念之上.我们的着眼点是劳动者事实上如何生活,而不是劳动者应当如何生活.     

论社会科学的价值选择与价值中立规范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价值选择与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和原则性问题。为了促进社会科学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在完整准确理解社会科学价值属性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界定其价值选择规范和价值中立规范。社会科学具有价值生产、价值需求和价值禀赋等多维价值属性，它所要求确立和遵从的价值规范具有多元整合与协同互补性。就价值选择和价值中立而言，两者并非完全排斥、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环节和层面、不同时空和语境条件下可能适用不同的价值规范。     

求善与体善:柏拉图与孟子

柏拉图与孟子共同关注善的问题,不同的是柏拉图引导西方哲学走向知识论,孟子引导中国哲学走向功夫论。论证实质是柏拉图从真理情结出发走向了求善之路,并把求善问题转化成为真理认识论问题,他的求善之路可以表达为:认识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即真理。作为对比,孟子从善的定义出发走向体善之路。孟子把体善问题转化为功夫论问题,这种体善之路可以表达为:通过定义"仁义礼"来完成至善。他们的共同结论是:生存即善。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论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事项,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是重新认识和定位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这种新目标主要由普遍的同一性目标和协调的差异性目标两类组成。本文主张走一元发展之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走结构协调之路,重构现代新型城乡关系体系;走平等共享之路,推进城乡共同建设;走多样性和谐之路,重构城乡协调性差异系统;走政府主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合力推进的城市化道路,最终实现和谐一体目标。     

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具体、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这一概念往往被当作抽象化、实体化范畴来理解,脱离了具体的问题语境,从而使其思想内涵和现实指向也变得模糊不清。应该从马克思社会概念与现代性的相互关联着手,在反思现代性的现实语境中,深入解读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与当代价值。     

“无情有性”与“无情说法”: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佛学依据

印度佛教属于都市(含近郊)佛教,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渐渐地远离都市,走上了山林化的道路,山林佛教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面对中国佛教的这样一种态势,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湛然和惠忠分别提出"无情有性"论和"无情说法"论,为"山林佛教"的合法性作论证和辩护,从而为佛教山林化提供了佛学依据。有"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以为理论支持和舆论背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得以不断推进,最终导致了中国山林的佛教化。山林佛教化乃是中国山林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