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韩企业JIT/AM生产模式比较分析

文章对中国与日韩制造业企业的JIT/AM生产模式进行对比,提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初级JIT/AM混合生产模式,并根据比较分析的结果,对推广、深化我国JIT/AM提出建议。     

我国产业集聚机制效应与存在问题

产业集聚是一定区域内某种特定产业或某些不同类型产业的高度集中,其核心是形成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产业集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它不仅完善和丰富了产业组织理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集聚机制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所产生的效应将是巨大的。区域产业集聚的效应,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上。     

论建立地方立法的立法助理制度

立法助理制度是一项协助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工作的一项立法制度,通过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它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法治国家在民主基础之上追求公正的新立法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地方立法中,“要提高立法的质量”,就必须尽快建立此制度,使立法助理能够为人大代表和地方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提供服务,以保证地方立法既能克服非立法机关起草法案中的本位主义倾向,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也能为法学家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舞台,使新时期立法观念在地方立法中得到体现。同时,为了保证立法助理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应根据地方立法的实际,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立法助理人员的职责、配备管理方式、待遇等等。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源于司法公正 ,目的是保证司法人员中立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诉讼上的角色冲突以及先入为主。我国历史上有诸多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并有可借鉴之处。我国目前的回避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 ,应当完善立法、更新观念。     

论国际产业转移机制

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该系统内包括各方不同的主客体和不同层次的活动,其机制运作的直接结果是产出的空间转换(指某一产业的生产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和产出效率的变化(生产要素构成和成本构成发生改变,即生产函数发生改变).本文将从机制角度分析国际产业转移的条件、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等方面的内容.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探析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科学发展观强调了经济和社会要和谐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要体现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在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相统一、经济资源价值和环境资源价值相统一以及经济系统再生产和环境系统再生产相统一的前提下深化和发展。     

摒弃中国古文明研究中的两种误解

判断文明起源的物化标志,可以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也可以是其它,应当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民族而定。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不仅要从时间上消除“上古无史论”的误解,充分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性,而且还应从空间上改变“中原文明一元论”的偏见,全面认识中国文明多源并起、广阔发展的历史事实。     

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国家形态之变化

周初国家形态原也与夏、商两代相似,即以血缘族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方面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是为“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量放大,然后分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的血脉,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这两项措施的结果便是封国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而这种地缘管理又被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同宗血缘管理之下。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典型模式。     

城镇化视阈下的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模型构建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相互依存,互相促进。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他们应具备什么素质,目前仍未形成一致观点。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城镇化视阈下的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模型,包含四个维度：基本素质、经营能力、职业认同和生态素质。结果表明,职业认同的权重最高。该模型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培育政策以及农民个人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也为后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以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变动不居的涉农政策常常与滞后的法律相冲突,这不仅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也使得纠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形态,通常可分为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选取的实例分析表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发挥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