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政体何以探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政治学》主要关乎政体的选择和维持,在亚氏政体分析的思维进路中,首先是坚持系统科学方法,将政体看成一个系统,这是分析政体的起点;其次,坚持中道方法,通过现实观察和逻辑推论,寻求现实中的稳定政体;最后,坚持价值方法,探讨遵循至善这一终极价值原则的理想政体。亚氏政体思想的方法论思维对现代政治仍有重要价值。     

个人交往主体性的功能诠释

个人交往主体性作为一种交往关系质态,具有双重的功能：在微观功能上,表现为内推个体化发展和外拓社会化发展的人本指归功能;在宏观功能上,表现为交往良序弘扬的催生剂与交往良序病变的解毒剂功能。个人交往主体性结构的失衡还会影响到其功能的发挥,造成人本指归功能的效能扭曲和交往良序功能的良序失效。     

论弘赞律学撰述及《鼎湖法汇》之编纂

明清之际广东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弘赞禅师,一生致力于律学的理论研究与普及实践,撰述宏富,成绩可观,地位崇高,影响颇大,至有“岭海之间以得鼎湖戒为重”之美誉,后世被尊为中国戒律的厘定者。他学有渊源,远绍唐南山道宣律师,追踪云栖祩宏,其著述均有单行本流通,后被汇编为《鼎湖法汇》。《鼎湖法汇》之编与成鹫《鼎湖山志》之修相关,为整顿庆云寺道场、提升庆云寺的文化自信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鼎湖戒”的理论基石,《鼎湖法汇》中多种著述在岭南和全国佛教界影响深远。     

美、日、韩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及启示

美、日、韩是当今的文化强国,其文化产业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对加快发展我国现代化的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结合我国国情,我们应在完善法律法规、改革现有文化管理体制、调整产业布局、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影戏传承中的互动与变异

影戏传承过程中对其他艺术多有借鉴,但其他艺术也对影戏的传承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这种互动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影戏的发展.建国后,在发掘戏剧剧种的背景下,许多影戏被发展为大戏,从而让影戏以另一种变异的方式传承.     

论马克思哲学与人的应然性——一种希望意识的本体求索

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始终关注和潜心探索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把人作为超越性、应然性的存在置于本体论的层面予以究问和阐发,其思想逻辑展开了一种希望意识的本体求索之路。     

博爱与爱我中华——论孙中山的博爱观

"博爱"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孙中山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视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的最远目标.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博爱"思想,多次把"博爱"题词分赠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赢得世人对他的尊敬与好评.孙中山的"博爱"观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孙中山无穷之希望,是伟大之思想."博爱",就是爱我中华,爱友好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通过"博爱"来宣示中华民族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全人类的友好、和平和合作、发展的愿望.这一思想体现了孙中山的宽阔胸怀和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对实现世界和平及中国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和现实价值.     

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主教的"处境化"——以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为中心的人类学调查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一个乡村社区的天主教的田野调查,展示了天主教在日常生活和葬礼、敬祖等问题上的处境化问题.笔者认为,正是农村大量的天主教徒具有极深的民间宗教信仰背景,从而使天主教的高度处境化能自然地进行.站在宗教市场论的视角看,这恰好说明潜在的信徒在尽量多地保留原有宗教资本的情况下,更易接受天主教这一新的宗教产品,这为天主教占领市场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商业模式构建路径分析——基于武陵山片区多案例研究

面向连片特困地区差异性市场环境特征,企业采取不同方式构建包容性商业模式：（1）连片特困地区政府采购既可以促进产业群由小变大,亦可以促进产业群从无到有,面向连片特困地区政府采购所形成的政府市场,企业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群发展的方式构建包容性商业模式;（2）在消费者市场中,企业主要通过重新定义产品、市场的路径构建包容性商业模式;（3）在面向外部市场时,企业既可以通过重构价值链,也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群发展的方式构建包容性商业模式,而且,在重构价值链时,企业存在重新定义采购和生产两种方式。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