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雇佣结构、中间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近年来,尽管中国企业雇佣大学生的比例在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却没有发生显著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本文将企业异质"雇佣结构"引入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探讨劳动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结合企业劳动技能投入和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互补性对"质量变动之谜"进行解释。利用经济普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雇佣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雇佣结构与企业中间品投入质量具有互补性,中间品质量越高,雇佣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3)现实所观察到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部分源于进口中间品占比的大量下降所导致的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下降,雇佣结构升级对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了中间品质量下降的拖累,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质量升级效应。总之,在"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攻坚期,虽然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有助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但这一过程亟须匹配相应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因此,进一步推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能力是破解质量升级难题的重要手段。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价格效应——以玉米产销市场间的价格联系为例

基于2011年1月-2017年9月的周数据,利用含结构突变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玉米市场化改革对玉米产销市场间价格传导的影响,研究发现:玉米市场化改革后,玉米产销市场间存在含结构突变的协整关系;玉米产区市场(长春)对销区市场(长沙和成都)的价格传导作用显著加强,但长春对郑州和蛇口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在面临偏离长期均衡时,长春、长沙、蛇口、成都的玉米价格均能在下一期自动调整至长期均衡状态,而郑州玉米价格的误差修正机制不存在,其结果表明玉米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产销市场间的价格传导,对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高铁开通与股价崩盘风险

近年来,中国高速铁路迅猛发展。本文利用高铁开通这一自然实验衡量经济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的降低,采用双重差分法,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文章研究发现高铁的开通带来了所在地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这一关系在只开通非城际高铁和同时开通城际和非城际高铁的年度更为显著。进一步渠道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和外部监管环境较弱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文章结果表明高铁的开通促进了信息的跨地区流动,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环境的提高,提供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对资本市场环境影响的经验证据。     

司法保障对外商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影响研究

司法保障是"一带一路"建设法治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外商投资者的诉讼权利越大,对侵害投资者权益的威慑就越大,外商投资者就会更加倾向于选择诉讼行为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法院对外商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独立程度密切相关,外商投资者的胜诉概率与司法审判独立性的程度成正比,而外商投资者的上诉概率则与司法审判独立性的程度成反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和继续强化司法审判独立性有利于实现外商投资市场保护的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     

基于logisitic回归的《中国好声音》受众行为分析

近年电视选秀节目风靡我国各大电视台,虽然其在产业化和市场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部分节目存在忠诚度不高、寿命期短、负面新闻较多等问题。文章通过受众观看《中国好声音》栏目行为调查获得数据,构建观看行为的logistic模型,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对如何提高诸如《中国好声音》栏目等类型节目的受众忠诚度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双独”家庭与消逝的企业家精神--来自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证据

家庭模式转变和流动人口创业难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家庭模式转变是否是引起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考察家庭模式不同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下文简称为“双独家庭”）的创业偏好显著低于其他家庭。其次，双独家庭创业精神的消逝，源于成长过程中应对困难能力的相对缺失。最后，本文发现双独家庭在自雇创业上显著低于其他家庭。经过考虑更多的控制变量、利用PSM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结果依旧稳健。研究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获得的经验发现，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激发创业活力提供新的政策洞见。     

农业中的三维契约及治理机制研究

农业契约的稳定性作为农业组织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农业研究的重点。文章通过约束不同维度的经济行为将农业契约分为交易维度、生产维度以及资源维度契约，并针对不同维度的契约提出相应的专用治理机制。使用模型推导以及博弈论的方法论证了新型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寻找到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使得农业契约关系在无需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稳定的专用治理机制，对提高我国现有农业契约的履约率，提升农业组织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