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修改之比较

比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各自仲裁规则的修改可以发现，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的修改实现了统一化和国际化，全面管理型机构仲裁的特征更加明显，仲裁员的选任制度更加趋于完善，新增了独特的争议焦点备忘录制度；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格的修改依旧保持双轨制，力求改革平稳，确立轻型机构管理运作模式，进一步强化中心的机构管理职能，赋予仲裁庭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仲裁员的任用仍旧关注国籍。     

中国-东盟框架下国际投资法律环境的比较研究——以《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签订与生效为背景

尽管《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范围内首次创建了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规则，但其亦使该区域内的国际投资法律环境越发复杂。经比较可知，在受约束的国家行为种类、投资仲裁的可援用性，以及投资待遇等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投资保护水平都因国家、因条约而异。应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完善，并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废止此前签订的各项双边投资协议。     

究竟是哪个国家最先通过了反垄断法?

加拿大于1889年通过了反垄断法；第二年美国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对这一史实,美国、加拿大的官员和学者都没有异议.但近年来我国的很多教科书出现了不同的表述.由于网络资讯越来越发达,特别是中加两国学者交往日见频繁,我们有必要还原这一段历史的真相,不再提“美国是世界上最先通过反垄断法的国家”,而应该根据史实,将这个“第一”还给加拿大.     

探析唐朝反腐制度——反思今日廉政建设

论起腐败,百害而无一利。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惩治腐败的先例,并出台了反腐的对策,对后世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在当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级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而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法律体系相对完整的封建王朝,其反腐制度及遏制腐败的措施,给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因此,本文力从唐代的反腐制度,来反思今日的廉政建设。     

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双向趋同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界定 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近年来,理论界对两者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作了诸多深入探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比如有学者提出,法制建设的道德化是一种进步,而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则是社会退步的标志,认为把一些道德问题、思想意识问题上升为法治的高度,会出现误导,扩大法律处罚强制的对象,甚至有人认为,我国执法的落后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倡导法律万能,推行道德必须法律化,不恰当地扩大法律调整的范围”,因而极力反对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维系,过多地建立在法的强制性的基础之上,固然反映了该社会道德层次的低下,但并不能就此否认道德建设法制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有利萌发创新性思维的几点教学法——兼谈法学专业学生“三个一”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论述创造性思维的基本表征 ,分析能力与创造性思维关系 ,提出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方式方法     

民事抗诉新局面之管见——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为视点

一般认为检察院抗诉与法院的依职权再审是阻碍我国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靠拢的主要障碍,现今民事抗诉不仅被保留且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仅是出于司法现状的考量,更核心的是对民事检察监督宗旨的把握——并非旨在给当事人提供最后的公力救济。民事抗诉理由中"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是新增的内容,本文主要论述何为再审新证据,检察院能否及如何调查取证,对检察实务中已经存在及即将出现的问题的解决给出笔者的见解。     

关于隐名合伙的法律思考

本文以普通合伙为参照标准 ,深入分析隐名合伙的特征及存在的利弊 ,指出我国立法不宜确立隐名合伙制度。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化途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民情基础,是一种经过数千年的传承、积淀和整合了的制度形态。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承载历史传统的本土法律资源,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以少数习惯法为基础,推动国家法与其的良性互动,使国家制定法符合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法制的本土化,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逻辑回归对犯罪被害的应用研究——以南宁市为实证分析

被害及其相关因素历来是犯罪学特别是被害人学研究的重点.本次实证研究旨在分析与被害相关的人口特征和与犯罪现象接触的相关经历对被害的影响,其数据来源于2006年于广西南宁市进行的公众被害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所有六项人口特征中,只有受访者的月均收入水平是预测被害的显著因素;而两项用来测量受访者与犯罪现象接触经历的因素,即目睹犯罪发生的频率和是否有亲友曾经遭受犯罪的侵扰,均对预测被害具有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