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共有制度的源流

共同共有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它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依靠团体本位的思想观念而发展壮大。早期罗马法同样存在共同共有。古典法时期的罗马法只认可按份共有的法律地位。日耳曼法确立了典型的共同共有类型,为德国、瑞士民法所继受。基于相似的历史条件,共同共有在我国民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伴随现代工商业快速发展和个人本位民法理念的深入人心,共同共有制度正在走向衰微。     

论我国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重构

自然人自出生时起至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由此对胎儿的立法保护问题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各国对胎儿利益保护的不同模式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指导思想。综观各国立法模式、我国专家的建议稿和草案等，我国采纳总括主义的立法模式，更有利于对胎儿的保护，也更能彰显现代民法的立法精神和人文关怀。     

文书提出义务与我国书证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作为证据引用的书证由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持有时,举证人如何有效获取的办法。本文认为,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和英美法系的书证强制开示制度的有关内容来完善我国的书证立法,明确规定文书提出义务,合理确定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严格规定违反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中产阶层:理论阐释、演进与民主化

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为直接动力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分化和新的阶层的重组。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中产阶层在悄然崛起、壮大和发展,并且必然在未来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最为中坚的力量。而中产阶层的崛起与政治民主化有着密切联系,中产阶层的崛起是民主化的基础,民主化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发展。     

信托制度在大陆法系的命运

大陆法系的信托制度移植于英美法系,其命运十分坎坷,伴随着的始终是争议、尴尬和困境。这显然不是信托制度的错,而是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不思进取的结果。物权法的致命缺陷在于对现代社会大量的因财产利用而产生的有别于所有权规则的需求漠然视之,大陆法系移植信托制度实属无奈,但搞出来的信托法从来与民法典格格不入。失去衡平法的大陆法系要使信托制度获得新生,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平等独立的物权理念实现物权制度的重构。据此,不仅信托制度能够有机地融入大陆法系,而且大陆法系民法无法解释和安排的许多法律现象都可以得到恰当的解释和处理。     

论经济法中的诚实信用

一、问题的缘起:诚实信用原则向经济法的渗透(一)诚实信用原则的语源及发展历程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书》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1。而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亦为通说,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罗马法阶段体现了商品经济对法律的一般要求,当事人的诚实信用是履行契约的可靠保障。近代民法阶段,资产阶级基于以法治国的思想,保留了对当事人的诚信要求,但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现代民法阶段,诚实信用…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开始就占据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在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便走在别人的前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是“人类的父母官”。他们必然成为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自于他们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原来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先秦诸子出于王官”说毋宁说是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论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的资格要素

鉴定结论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是一种典型的科学证据。在证据资格和证明价值的内部构成要件方面,鉴定结论有其独特的内容。从静态分析的角度看,鉴定结论的证据资格依赖于合法性、形式客观性和形式关联性。科学性特征既影响着鉴定结论的证据资格,又决定着鉴定结论的证明价值。     

高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渐进教学模式探析

建制于高校法学院的中国法制史学科因其法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而独树一帜,但同时也与以实务为取向的法学知识体系存在一定的断裂。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基础理论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仍需通过实行渐进教学模式来引导学生的理解与认同,体会其深意。渐进教学模式强调教学内容从静态立法到动态司法的渐进,教学体例从断代史到文化史的渐进,教学方法从单一讲授式到多元探究式的渐进。     

论动产用益物权——兼评我国《物权法》第117条之规定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对他人动产利用的需求,动产用益物权相较于债权性的利用方式,能够为利用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护机制。我国《物权法》第117条对动产用益物权的确认打破了＂用益物权只能以不动产为限＂的思想观念,是对我国物权理论的一次革新。但由于《物权法》没有规定动产用益物权的具体类型,导致了第117条与第5条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调整两者关系的途径仍应取决于我国物权法是要改采宽松的物权法定,还是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