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担当中的伦理困境及超越——以经典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培育和提升社会人的担当意识和负责任行为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对责任的担当和践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遭遇诸多阻碍,而伦理困境则是这些阻碍中的深层次挑战。作为社会人的生存性境遇,责任担当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三类价值冲突:同质责任冲突、异质责任冲突和不同道德美德以及理想信念带来的不同责任要求。超越责任担当的伦理困境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程序性路径。通过分析担当过程中冲突性责任要求的紧迫性、价值量,通过程序性比较,确定优先履行的责任类型。二是创造性路径。对于不可通约的责任以及价值,发挥道德想象的作用,通过实践理性在现实、理论、想象三者之间实现反思的平衡,创造性地实现担当精神。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史记》有十表八书,《汉书》有八表十志,而《后汉书》却只有纪传,表志阙如。萧梁时刘昭注《后汉书》,将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之,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合刊为一书。而宋、清两代为《后汉书》补表者众,前后有七家,一十五种,却至今无一可以罗入,且陷入了弃之难舍、取之难用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这些表时代背景不同,撰写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史识不同,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误。如今,不少古籍被整理出来,考古出土大量文物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对诸家补表重新审视,整齐体例,勘合异同,正误补阙,成一家之言,使之成为东汉史研究的学术支持。     

周恩来国权思想初探

国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是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的统一体。周恩来国权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家独立、民族自决是国权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是国权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内部条件;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国权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     

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论五四前后陈独秀的宪政思想

宪政思想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前陈独秀的宪政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由民主主义色彩,在理论上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说为依据,在现实中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蓝本,民主、人权、法治构成其宪政思想的三大基石。五四后伴随着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宪政制度,以此希望建构真正体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立劳工专政的劳动阶级国家、实行民治,是其这一时期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和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既促成了陈独秀宪政思想的升华,也造成了陈独秀宪政思想的局限。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产生深刻影响,使中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重大变化。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巩固执政安全,保持国家稳定发展,中国共产党应相应地调整战略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