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知识分类及其学习方式选择的探讨

依据物理知识自身的性质，我们将其划分为事实一陈述性知识、术语一概念性知识、命题一原理性知识和实验一操作性知识，各类知识各具特点，不同的物理知识影响着物理学习方式的选择．     

浅议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

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专业化不强”、“职责不明晰”、“结构不合理” 等问题在当前高校中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当前大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而走辅导员专业化的道路，是 新 形势下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一项有效措施。为此，本文将对辅导员专业化的内涵、意义和 途径提出自己的认识。     

大学城概念论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相率兴起一批以大学为主体、以城市为依托、以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新兴城市,并演绎为自然发展型和规划建设型两种典型的现代大学城模式。大学城的诞生,既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强化了城市的教育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大学自身的发展,并构成了独具特质的新的城市发展走廊。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之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学",主要涵指"科学"与"学科"这两个相互区别和联系而又演变多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含义既有贯通相类之处,又有週异不同之点:有时可以互指或代指,有时则各有所指或异指;有时单指其一义,有时又复指其二义;有时合指或混指其多义,有时则宽指或概指其综合义,等等。因此,需要明辨之、厘清之、慎用之。     

家庭教育指导需要政府支持之思考

家庭在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同时,家庭教育指导的规范发展也备受关注。政府作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体,在发挥其作用时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政策、行政、经济、人员及舆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府支持对策。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谁更愿意读职校:家庭背景下的选择期望透视

从家庭和学生的教育期望出发,依据教育层级和类别,运用家庭经济资本、父母职业等变量对影响教育期望的因素分析发现,社会阶层与教育期望选择之间存在关联性,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背后存在以下方面共同特质:父亲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社会阶层处于弱势地位、学生个人认知水平较低及学生为农业户口等因素。     

流动、寄宿与归属：藏族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关系现状研究

2000年起,藏区务工型流动人口逐年提升,人口流动引发普通家庭从父亲流动到母亲流动继而父母皆流动的状态,使得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之后到现在寄宿制形式成为藏区主要的学校形式。因此,当下藏族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普遍变为父母流动、家庭弱化和寄宿学校并行交织的复杂社会环境。本研究选择"疏离感"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作为测量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量表,以此获取藏族青少年群体对社会和家庭的态度和关系。研究结果发现33.8%的被试呈现高疏离感,同时近一半学生家庭在困境期和发展变化期处于低适应能力。结合访谈数据和田野调查资料,本研究从父母流动、寄宿形式、本土文化课程、传统文化与村落变迁几个角度综合分析导致青少年高疏离感及家庭适应能力低下的原因,并提出改善寄宿制学校藏族青少年社会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社会支配倾向对同性恋态度的影响——无偏见动机的中介作用

探究大学生无偏见动机对社会支配倾向及同性恋态度的中介作用。采用大学生同性恋态度量表、社会支配倾向量表中文版及无偏见动机量表为测量工具,对方便取样的57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表明:社会支配倾向、同性恋态度和无偏见动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无偏见动机在个体对群体支配倾向和同性恋态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个体对群体平等的反对倾向和同性恋态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个体对群体支配倾向、个体对群体平等的反对倾向以及无偏见动机来减少对同性恋的偏见。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探析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是以网络文化安全作为治理的对象。西方国家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战略建立在“规则取向”的国际战略文化理念基础之上,同时国家至上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网络主权”。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应透明、民主,治理目标应致力于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发展,以此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互联网自由”理念,强化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的国际地位。我国要想在全球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领域成为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