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女的故事》的叙事研究

我国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可以从故事讲述人,故事听众和故事文本三方面入手。目前学界已经开始重视对故事讲述人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对故事听众即接受者的研究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对故事文本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拟借鉴国内外现代叙事学成果,以故事文本为对象,从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叙述句式和叙事风格方面,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代表性极强的作品《巧女的故事》中的故事做初步的探究。     

改革开放视野中的网络文学20年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语境是我国网络文学成长壮大最强劲的时代驱动。改革开放解除了人们的精神枷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网络文学提供了自由、兼容的创作氛围;改革开放时代的自主择业与自由创造,提振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造就出庞大的网络文学创作队伍,释放出强大的文学原创力;改革开放创造的物质财富,激发了中国人的文化消费热情,增强了数字技术传媒领域的文学消费力;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助推网络文学迈入产业轨道,打造出数字化时代新的文化产业。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碑铭文献对于宋元潮州研究的价值

有关宋元潮州的同时期文献原本就不丰富,而后历经战乱能传承下来的就更为有限。如此,尽可能有效开发利用一切相关资料,就成为研究工作取得进展的关键。相关资料中,190余通宋元碑铭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总量虽不大,但所含信息丰富而珍贵:或可填补文献之缺失,或可校正记载之误谬,或可补充、印证相关记载。因此,对于宋元潮州的研究富有重要价值。     

中共冀鲁豫根据地应对粮食危机措施研究

抗战期间,冀鲁豫边区时常出现粮食危机。党和边区政府开展生产自救运动,通过奖励垦荒、科学种田等手段增加粮食总量,提高边区自给水平,规范边区的税收制度,制定策略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制定严格的粮食供给标准,保障边区民众的粮食需求,使根据地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在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中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的应对粮食危机策略。这些措施集中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这是解决边区粮食危机的精髓。     

李善仕宦问题考

文献资料中关于李善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缺乏系统性,因而李善生平与官职经历尚未能清晰展现。李善传记中先写其任沛王侍读,又写其任潞王府记室参军是追叙的写法。李善"转秘书郎"的时间当在显庆六年九月,其"出为经城令"的原因是因其性格耿直受到排挤所致,并非为避祸贺兰敏之而自求外调。受贺兰敏之推荐其任职的时间应该在龙朔二年前后,所任职务为兰台郎。其坐流岭外是因与贺兰敏之过从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