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对科学的独特主张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孕育出近代科学的争论,并没有抓住科学与文化的关键问题,同样,马克思在科学问题上的独特见解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把握.从马克思对科学的独特理解看,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不适当地强调思想的统一性,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和文化进步存在的痼疾.在当前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务必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将反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加坡的基本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历程可以发现,新加坡并不单一地治理腐败,而是将整个腐败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治理来推动腐败治理。从国家治理视域来看,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基本经验在于政党自律、政府廉能和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考量与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及做法,我国治理腐败的对策有:通过提高执政党对腐败治理的领导力,加强腐败治理权威性;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方式法治化;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构筑腐败治理的文化基石。     

20世纪以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维度开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新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涯中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在20世纪得到了新的阐释和发展。从总体上看,这些阐释和发展是在三个向度上展开的:第一个向度是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和异化劳动概念,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第二个向度是反思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建构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个向度是探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生态学思想,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向度的开展,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多重内涵和当代价值,预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前景。     

党的十八大对法制教育目标要求的新发展

法制教育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也包含着对法制教育的探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培养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新要求，这既是对过去法制教育经验的总结，也是目前化解社会矛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对全社会法治理想的期待。当前法制教育的着力点可以从各级领导干部着手，通过在思想认识上不断强化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教育内容上丰富法律知识素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以及加强法治方式的实践运用几方面来逐步养成法治思维，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试析电影《董存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原理

真理总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对电影《董存瑞》中反映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原理进行发掘和分析。     

军人职业认同研究综述

随着军人职业化改革的推进,关注军人职业认同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鲜有的军人职业认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希望引起相关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     

90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了解90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现状，为提高9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服务。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自尊量表。男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女大学生；独生子女的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90后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461，P<0.01）。     

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思想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精神根脉与思想资源、价值内蕴、培育路径等做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积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积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形成了系统性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弘扬培育的科学理论,构成为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     

试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实践理性

康德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决然二分,而黑格尔则将这两种理性看作是同一个理性的不同发展阶段,他们两者关于理性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对实践理性的不同界定上。黑格尔将实践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快乐与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他认为后两个阶段即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并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评。在黑格尔看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种理性,在理性的第三个阶段——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中,并最终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了完全统一,使理性获得了其真实的客观现实性,从而过渡到精神这一意识的最高环节。文章即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主要文本依据探讨其实践理性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