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姿态下的混杂性书写——拉什迪笔下的女性形象

性别关系是体现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拉什迪作为流散作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一种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逆转.体现为:从边缘向中心的移动;由虚弱向力量的转化,否定单一和固定模式的女性形象,体现出流散文学所代表的混杂文化.     

庾阐《游仙诗》内容研究

庾阐的游仙诗注重对仙境之景的描绘,其游仙诗十首中有七首都是整首诗去呈现仙人的所居、所食。仙人主要居住在天宫、山岳、河海之中。天宫位置高耸,面积宽大,装饰华美且晶莹剔透;山岳云雾弥漫,苍茫神秘,极其灵异;河海汹涌澎湃、场面壮阔。仙人所食多为光彩鲜艳的奇花异草,所服均为生长不凡的灵丹仙药,所饮也是甘甜可口的神泉之水。庾阐游仙诗的其三、其四和其六出现了仙人意象并描写了仙人活动,他们具有神异的能力,火化登仙,乘烟上下,随天地遨游,乐在其中。     

郑文焯词律研究成就及其词学史意义

郑文焯于词律研究成就颇为突出。他于词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打破乐律与文字格律之间的隔阂,通过"校议结合"融通了词律批评与词调声情、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郑氏对律校法的承扬,使"入声字例"成为一种有效且成熟的词籍校勘方法。郑氏还校勘了《词源》,校正了词乐乐调的住字,于词乐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     

后先锋视域下余华小说创作的得与失——兼评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

余华自以先锋作家身份登上文学前台以来,一直将苦难、死亡做为主题追求。《第七天》也正延续了这种策略,但与余华前作不同的是,余华在新时期显示了对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偏重,同时又体现着对新东方主义叙事策略的有意为之。本文从余华新作《第七天》入手,在后先锋视域大背景下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冷静思考。     

与新诗合法性有关：论新诗的技艺发明

新诗技艺之“技艺”一词在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之间、新诗和古典诗词之间使用的方式和所指的含义显然不同。诗人是从发生学角度使用技艺；诗歌评论家是从阐释学角度使用技艺——在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辨认、分析、归纳作品中体现的作者使用、组织材料的特殊方式的痕迹，那些有个人个性特征的巧妙方式，并对其作出阐释。古典诗词中的技艺是在公共规则之下的个人竞技发明，而新诗技艺是潜含在个人的诗歌美学与观念之中。新诗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套明确的形式规则，因此也就没有这规则之下才能形成的一套明确的技艺。诗歌技艺是一个中性的技术性范畴，是客观的工具，不涉及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可以使用同样的诗歌技艺为自己的诗歌意识形态服务。诗艺就像武器装备一样，是工具。但如果更深一步地分析，会发现技艺的公共属性和技艺的独立属性并非这么绝对，并非没有其限度。新诗技艺重在结构与形式的发明与想象，对内容的审查；诗艺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个性与风格的体现。技艺并非脱离内容，而是在表达内容的压力之下的发现或发明，技艺也是来自于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     

姚孝锡诗歌情感探微

姚孝锡是由宋入金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其传世的诗歌虽仅有30余首,但都属于明性见情之作。他的诗作具有多元化的情感意蕴：一是萦绕心头的故国之思,二是似水流年的孤独情怀,三是优游人生的冲淡心境。这些数量不多却包孕诸多情感的诗歌,不仅极大地改变了金初＂借才异代＂时期滞金文人诗中多抒发内心激愤不平之气的单一风貌,同时也为金中期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论谢灵运诗情、景、理之圆融

在谢灵运诗中,"景"是"理"的感性显现,"理"是"景"的内在灵魂;"情"借"理"来抒发,"理"附"景"而默存;情景之间借"理"来沟通.情、景、理是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是一种圆融的状态.其中,悟理是核心,写景是凭借,抒情是目的.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     

丰富的痛苦和诗性的张力——论穆旦诗的品格

穆旦的诗歌创作既给我们展示了现代个体"丰富而痛苦"的生命存在,也给我们显示了现代诗歌凝练、艰涩的诗性张力.这既是穆旦诗的品格的集中体现,也显示着白话新诗的真正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