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名物钞》对《诗经集传》的增益补缺之功

许谦是元代早期宗朱一派<诗>家中的代表人物,其<诗集传名物钞>是众多元代<诗>家著述中取得<诗经>学成就较高的一部.<诗集传名物钞>为朱熹<诗经集传>中的音训及名物训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增益补缺,其对朱熹注<诗>时所出现的讹误也予以了指摘订正.许谦解<诗>新见颇多,值得后人参考.<诗集传名物钞>是元代宗朱一派<诗>家著述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诗经>学价值.     

《双孝记》本事考

明传奇<双孝记>一直没有流传之本,且无佚文,因此仅有几种曲学书录著录,本事不详.今在整理<曲谱大成>稿本时,检出5枝<双孝记>佚曲,对照元传奇<王祥卧冰>,可知<双孝记>为<王祥卧冰>的改本,本事即为<二十四孝>的王祥故事.     

《红旗谱》的底线伦理与生活本位逻辑

《红旗谱》在“阶级斗争”和“生活内容”两套话语之间,贯穿着一种底线伦理的价值逻辑和日常生活本位的叙事原则。这种逻辑和原则既表现在对反抗斗争的缘起、方式和具体情形的揭示方面,也表现在对革命者人生选择与日常状态、反面人物性格特征与行为逻辑、乡土社会“正统观念”与驯服心理的表现方面。以此为中介,小说的意识形态话语就落到历史实处,获得了广阔的生活视野和深远的文化底蕴,内在地化解了文化特殊性;当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逻辑与现实世界的生活日常性逻辑不相吻合时,又有效地避免了叙事意念化、主观化的审美弊端。《红旗谱》中的革命文化意蕴建构,由此显示出坚实的史诗品格和充分的审美普适性。     

游国恩的屈原研究及学术史意义

游国恩是我国著名的楚辞专家,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1946年、1953年、1963年、1980年他出版过四个版本的《屈原》。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差异,分析游国恩对屈原形象、屈原思想以及对其作品认识的差异,勾勒出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四种不同版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及游国恩个人的学术背景进行探讨。     

《汉语大字典》专名号标注识误

《汉语大字典》引证丰富,由于编者对引用古书不熟,文意理解出现偏颇,直接导致在标点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经过十年修订,《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对原版标点错误有所纠正,但标点问题仍然不少。现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专名号标注问题分作十类,列举35例进行了讨论。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论庄子的生死观

以“生死一体”与“安之若命”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为出发点,探索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庄子在“无为而为”的自觉意识中将生命历程的个体体验塑造成一个中心圆的世界,生和死是起点和终点的重合,死生成为一体。安之若命是生命得以延续、实现生命之自然价值的无可奈何之举,其最终目的是突破生死而得“道”,超越自我达到无待,实现逍遥的精神价值。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消费文化与1990年以来大学题材小说的叙事成规

1990年代以来的大学题材小说浸染着浓厚的消费文化色彩,并促其生成了一套深层的叙事成规。污名化的同质叙述对大学的指认带有否定性价值。二元对立的惯习叙事模式,主要表现为堕落与守望的对峙。新闻化的叙事使小说充斥着大量新闻信息,小说的想象与虚构因素匮乏。人物塑造类型化、浅显化,缺少新意与深意。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