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非货币出资问题研究——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为视角

我国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出资存在政策色彩过浓、学术争议不一、立法模糊不清、实践操作混乱等缺陷,对此,应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塑造成为准自物权,并以在其上设立的用益物权作为社员对合作社法人重要的出资方式,在条件成熟时再直接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     

论沈从文小说原始主义倾向的形成

以原始来批判现代文明是沈从文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共有的原始主义倾向.但其成因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沈从文小说的原始主义倾向主要是在苗族文化心理、道家文化价值观念、个人文化自卑情结共同作用下作出的文化选择.这也决定了沈从文小说对原始主义倾向的表现从内容到形式将拥有自己的特征.     

中部六省红色旅游网络关注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分异

红色旅游是我国新兴的一种专项特色旅游活动形式，具有相对独特的网络关注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文章从时间和空间双视角，以2011—2019年中部六省88个省辖市为研究区域，基于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模型，使用百度指数数据，运用ArcGIS10.3软件进行空间分析，揭示中部六省88个省辖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网络关注时空异质性影响因素模型。先后从年际变化、月度差异、“黄金周”分布三方面揭示了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间演变特征，从空间整体和局部的角度分析了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演变特征，从自然因素、传统节日和假日制度三方面分析了影响网络关注度时间异质性的因素，从经济、交通、教育和互联网四方面分析了影响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异质性的因素。通过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相结合，得出研究结果：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有明显的月份和节假日变化特征，6月和10月分别为年度旅游关注的主、次波峰，“十一”、春节等节假日在节前、节中和节后的网络关注度大体上呈现出“V”型特征。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和市际差异特征，关注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区、伏牛山区、大别山区...     

大数据时代行政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信息时代，个人信息除具有其基本的人格属性外，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如今，信息传播速度如此之快，范围如此之广，导致个人信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且采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方式发生改变，导致我国当前的行政法难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因此，本文立足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特点和现有行政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对策。     

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特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河南省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通过对2011—2020年河南省各级政府发布的761份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政策文本的梳理，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从政策文本年度频数分布、主体发文数量、类型分布和主题词关联分析等4个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创新政策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特征，重视基础性支持和市场性支持，并积极发挥制度和市场等机制提升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绩效，具体支持方式上以财政转移和税收补贴为主。据此提出优化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政策绩效的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地位会影响审计费用吗?

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决策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评价,进而影响审计费用.以我国沪深A股2008—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社会属性的视角,考察了社会地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审计费用.作用机制表明,社会地位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盈余质量、减少审计师审计投入,降低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为轻资产结构及处于高市场竞争行业时,审计师为非"国际四大"事务所及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时,社会地位降低审计费用的效应更显著.因此,企业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提升社会地位以形成与审计师的良性互动,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审计师在业务承接、审计实施等环节可以合理利用客户社会地位等非财务信息进行决策,以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的立法路径与制度安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的立法路径在理论界有法定说和自治说两种不同的学说纷争。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方面应当直接通过立法明确，还是交由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自治原则明确，要回答这个问题，需首先明确成员确定行为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某一个体被确定为某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能否被剥夺或忽视。如果此种利益是不能被剥夺或忽视的，则必须通过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唯有如此，相关主体的利益才能得到切实保护，才不会因为自治或因"多数人的暴政"而被剥夺。反之，则可以将其交由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自治原则处理。成员身份的确认与成员确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成员原有身份的核实与认可，只能以事实状态为依据，否则，便可能侵害成员的既得权益；后者是对组织成员的实际构成所作的决定，它既包括对原有成员的确认，也包括对新加入成员的接受。由于行为性质与涉及的利益不同，对两类行为应当区别对待。对前一种行为，只有在具备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实施；对后一种行为，则主要由双方根据自己的预期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为更好地保护成员权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的立法，在路径选择上，应当对成员确定中的成员身份确认和新成员吸收分别作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成员身份的确认，相关立法应当采用法定路径；对于新成员的吸收，则应当采用自治路径。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只能以历史与现实作为基本依据，对此，应当根据法定原则确立以户籍为基本依据的成员身份确认制度，明确依照户籍应当认定的成员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法律或政策对因户籍恢复、调整而应当获得集体成员资格的人员范围进行界定，对应当丧失成员资格的人员进行排除，由此确定集体经济组织原始成员的范围。对集体经济组织新成员的吸收或接受，应当根据自治原则由集体经济组织与申请加入该组织的人员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进行。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通过章程对接纳外部成员的条件、程序等问题作出规定，并对外部成员的权利范围进行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子女获得成员身份的权利等不应当由外部成员享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固有成员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