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次数为复合Poisson-Geometric过程下破产概率的显式表达

本文研究索赔次数为复合Poisson-Geometric过程下的风险模型;当个体索赔额服从相位(Phase-Type)分布时,得到了破产概率的显式表达式及数值结果。     

中国软件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与印度软件业的比较

考虑到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极具特色,且印度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两国无论在历史文明、人口规模,还是在经济体制等方面都极具有相似性。从中国软件业的现状出发,基于与印度软件业比较的国际竞争力的分析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我国软件业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若干建议。     

对湖北支柱产业的实证及经济学思考

湖北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即重化工业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产业是湖北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的演进,支柱产业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尽管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加强或减缓某一产业的发展,但是只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才是最优的产业结构。     

武汉地名文化资源旅游价值的发掘利用

地名,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地形地貌、自然地理变迁、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武汉历史悠久,地名文化资源丰富。本文从旅游景点定位、旅游景区形象塑造和线路设计等方面,探讨了如何通过发掘地名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以进一步提升武汉的旅游资源内涵,突出武汉的特色旅游形象。     

货币错配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危机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究其原由,两次危机均起因于资本项目的崩溃。由于货币错配现象在企业和银行中的大量存在,一旦本币急剧贬值,随之而来的并非出口的繁荣而是大规模的破产浪潮,并将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货币错配的存在还使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的选择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此,我们应警惕我国的货币错配问题,注重汇率安排与资本项目改革的协调性,不断完善金融体系。     

城市住房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决策分析

政府对城市住房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既是一个多因素影响下的政府决策行为,也是一个多目标的决策问题.文章在分析城市住房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政府决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社会公平、经济效率、生态可持续等层面,系统分析和设计城市住房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城市住房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政府决策过程模型.     

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吗?

通过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双重视角检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是否会促进区域科技创新,以及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的科研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对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的影响,表现为影响方向上不均衡性和影响尺度上的不对称性,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科研投入-产出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应理顺科研投入-产出转化机制、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创新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和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科技服务体系。     

金融混业经营模式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选择

金融混业经营有多种形式,通过对几种形式的对照分析,从我国的现实选择和风险防范与监管的角度出发,在大规模放开混合经营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本文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实现金融混业经营的最佳形式,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中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施行混业经营的最佳初始入口.     

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