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及其差异

通过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贫实践的深入观察,剖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机理,并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方法,探究了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差异及路径条件。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有效融合了贫困治理的“外源性”和“内源性”需求,其中,企业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体和合作经营主体能够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但收入减贫效应并不强。     

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BM-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FGLS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了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相比低、中水平的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弱化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多中心协同机制研究

在对农业基础设施产品属性、收益区域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农业基础设施各供给主体的责任、范围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方式，以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多中心协同供给体系。纯公共物品及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机构型供给，通过成立专委会实现科层制协同。俱乐部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政府与企业联合供给，政府与企业通过公私协同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村庄范围的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通过战略性协同、沟通性协同以实现政府与农民联合供给或农民自治供给。受益范围为村小组或几户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农民自治供给为主，通过沟通性协同使农户能顺利实现合作供给。私人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由企业供给或农户自己供给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影响的实证

在经济恢复势头不够强劲、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下，如何增强家庭风险防范与管理能力，缓解家庭收入脆弱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文章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测算数字金融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投资多样化和风险承担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力对东部、城市地区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