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中两国不动产征收制度的比较研究

对不动产征收必须出自公共利益的目的,法国与中国的规定并不具有原则性差别,但法国的不动产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调查等一系列程序,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确立以及司法权的有效介入等措施有效保障了不动产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我国不动产征收相关规定的欠缺,程序设置不科学与操作的不规范等难以有效保障公益征收的正当性,这些需要我国对此加以改变.     

从权利原理看主权与人权

用权利的观念将主权与人权从理论角度作出分析 ,主权 (对外 )与人权同属权利范畴 ,拥有一致的本源与理论基础。要实现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权利 ,一个强有力的主权国家是其唯一的坚强保障     

传统“德法合治”思想的现代观照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视角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文化底蕴。柔性德教与刚性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传统中国治理的优长，道德为制度构建提供滋养，制度为德性弘扬提供保障。中华法系以德法合治为显著标志，在世界不同法系中卓然自立。德教传统也表达了对自由与法律的独特理解，在西方式制度自由之外，东方阐发了文教自由、德性自由的可能性。在当代立法实践中，优秀传统法文化仍然呈现其制度活力，如民法典“家风条款”入典，监察法借鉴了古代监察法制，德法合治传统成为法治实践的有效资源。但对传统法文化需要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传统德治理论也存在一定弊端，如德教伦理的实质内涵是等级名分，强推礼法结合可能损害法律的独立性与个体的内在自由，高扬的德教理念欠缺制度落实等，对此必须理性审视，择善而从。     

智慧法院伦理风险的表现样态及其化解进路

智慧法院是数智时代科技运用与法院传统业务进行交融后应运而生的新型样态。扫描一下现实情况，智慧法院存在着一定的伦理风险：技术运用容易导致司法公平风险，诱发司法公正风险，并滋生司法公开风险。针对三类问题，提出宣教符合时代价值的技术伦理观念、制定智慧法院技术伦理的政策和规范、开发合乎伦理规范的智慧法院应用程序三条有针对性的化解进路。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意蕴与要义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建，对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方向、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规定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要义解读，可从其坚持党的领导、追求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国、全面系统的内容体系、法律实施等方面把握其前提基础、价值追求、总体目标、框架结构和突破口；另从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条件。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解读阐释工作，有利于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法治保障。     

国际民主法治的特质要求与发展趋势——兼论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国际法律秩序的重塑与发展

民主是政治平等与自治参与的结合，法治则是一种法律治理与规则信仰。民主的制度化才有法治，法治的前提是民主。国际社会“无政府”的性质使国际民主法治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逐步达成，但主权与霸权既依存又斗争的“两元结构”制约了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的发展。全球化条件下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国际社会转型的加快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有利于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的推进，而不断推进的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也有利于保障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     

刑法立法观之争的反思与出路

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与消极的刑法立法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两者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结果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矛盾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突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观点存在误解、争论偏离了问题的实质以及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深层原因则在于双方的刑法立场不同。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两种刑法立法观的融合。这不仅是刑法学派之间从争论走向融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在今后的刑法立法当中，必须树立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刑法立法的实证化基础，并规范刑法立法的公众参与。      

外资安全审查标准：缺憾、价值取向与进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视域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框架下审查标准的设置存在过于抽象而欠缺可操作性、实质涵盖范围有限、参考因素列举不完备、与产业政策和国际投资规则不协调等问题。完善审查标准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为价值取向，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公共利益为原则，把握“严而细”的立法要求；可细化“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审查因素的规定，将“产业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纳入安全审查标准之内，同时应当增强与反垄断法审查标准的协调性，以收公正、安全、高效利用外资之效。     

公民基本权利的私法救济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重要的民事法律渊源,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应当获得私法救济.由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司法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种种原因,在中国法制环境下适用宪法直接效力说存在实践疑难.应当以一般人格权制度为桥梁,合理构建宪法间接效力的救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