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的政策取向与认同危机

秦王朝结束了七雄并立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大统一,但由于秦政的地域差异、强制实行文化统一以及漠视民众利益,秦王朝没有给原六国民众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自由的行为权力以及基本的生活保证,其统治始终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在秦末战争中,六国的国家意识仍然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而在六国相继复国之后,缺乏凝聚力的秦也不得不主动去帝称王。     

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同异论

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是两湖地区在同一年内相继成立的两个比较正规的革命团体,因而具有可比性。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同异之点,对于正确认识、评价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两个革命团体均具有比较明确的革命纲领;自成立之日起便将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团体密切合作,彼此协同动作,并且已将两湖革命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全国性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他们均已成为孙中山在国内较早的朋友和同志,因而具有许多相同之点。但是,两个革命团体设立的组织机构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在会内外联络的方式不同,两个革命团体的归宿也不同。     

北朝时期佛教众生平等观对民族融合的作用简

众生平等的思想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佛教在世界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北朝时期既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阶段,也是北方各个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两者在此时发生了交集。由于北方各民族基本上都接受和或多或少的信仰佛教,所以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也就有可能成为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理解和借鉴的桥梁,在共同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生活下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促进了当时的民族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越文化交流

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中越文化交流已迅猛发展。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加强了中越友好关系,推动了政治交往和经济合作。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越两国文化关系也面对一些新的挑战。双方文化交往与合作的发展一定将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巩固中越友好关系。     

孙中山部门法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及实践十分丰富,对近代中国政治和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事法和刑事法作为他部门法思想的具体体现,较为完整的体现了孙中山的法律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涉及的范围以及实际的应用等方面,从对他部门法思想的探析中,我们知晓了为什么法律思想被认为是他革命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     

晚清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与助推国家近代化转型探析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异乎往古的,这也推动原本作为社会治理补充的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型为致力于地方兴革的近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公益在承袭传统慈善精蕴的同时,吸收西方传入的公益理念,且关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逐渐发生重组与变构,最终在戊戌维新时期萌发与传播,并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晚清所兴地方公益,其内容涵盖推广新式教育,兴办实业学堂;开展医疗卫生;改善城市交通;创设消防组织;改良社会弊俗。地方公益事业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助力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推动政治近代化进程、促进经济近代化转型、助推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演变、激发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     

“一时之功”与“长久之计”:“坚壁清野”治盗方略的解析——以嘉庆十年(1805)两广总督那彦成的海盗治理为例

嘉庆年间广东海盗势力大炽及对广东沿海地区的频繁骚扰,使得朝廷逐渐意识到东南海盗问题的严重性。嘉庆皇帝将曾是剿灭川楚白莲教动乱得力干将的那彦成任命为两广总督,期待那彦成在治理海盗问题上有所建树。到任后的那彦成将曾在剿灭川楚白莲教动乱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坚壁清野"方略应用在治理广东海盗的问题上,使得"坚壁清野"治盗方略得以在广东地区推广、实施。"坚壁清野"治盗方略作为清代统治危机的一时应对之策,固然可收一时之功,但绝非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黄兴与熊希龄的乡谊及其党见

黄兴与熊希龄同属清末民初在全国有影响的湖湘精英,然而二人之间的乡谊亦经历了三次大的离合:在财政总长人选上,黄兴重乡谊和才识,破除党见,大力推举熊希龄;但是当"大借款"一事发生,二人的乡谊便荡然无存,为党见所取代;后来在关注湘事、物色湘督人选问题上,二人则又摒弃党见,共同眷顾桑梓。党见与乡谊难以同时一力兼顾。党见影响着黄与熊之间的乡谊,离合成为其乡谊存在的必然表现方式。历史的借鉴和启示:破除党见、重视乡谊,是正确取向。     

当代女性与中国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治理的"调和"、"多元"、"互动"等特征,决定了女性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女性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参与领域不断拓展,参与方式日趋多元,参与机制不断健全,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培训机制,加强女性干部的发现、培养、选拔及任用,加强女性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意识.